在干旱的草原中,树很容易枯死。同样,在原始森林中,草原的草也很难生存。所以,草原上长草、森林中长树,皆环境使然。
人其实也是一样:什么环境适合什么样的人。
经常有人抱怨:十四亿人口,选不出十一个会踢球的,甚至踢不过几十万人的小国球队。此皆环境使然。同样,如果一个地方适合科技人才发展,就会出现大量优秀的业务专家;反之,如果适合带着学者帽子的“社会活动家”生存,就会涌现出一批“在领导面前是专家、在专家面前是领导”的人。这时,优秀技术人员会被边缘化,并表现为“砖家当道”。
最近发现:对官员来说,环境变化会带来很大的风险。有些人在好的环境下做得很好,换了环境就可能做得很差。这是因为:在好的环境下,大家都说实话、尽心为公。这时,根据汇报结果进行决策,就会比较科学。但是,在坏的环境下,很多人习惯于欺上瞒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在这种环境下,根据下面的汇报结果决策,结果可能非常坏。在中国历史上,能臣干吏和正人君子往往不是同一批人:能臣干吏往往善于把握人性,适合复杂、恶劣的官场环境;而书生气重的正人君子反而做不成事。只有在好的环境下,两者才可能一致。
人非草木。人往往比草木更快地适应环境,并且人也会改变环境。所以,牛人、好人、庸才和坏蛋往往扎堆。这就是宋仁宗时期多正人君子、饱学之士,而隋朝末年的朝廷多小人佞臣的原因。《东周列国志》有言:“综观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用人的背后,是人文环境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