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未来，路在何方

    前言：最近看到很多文章对上海的而未来忧心忡忡。作为一个家在上海、在上海生活20年的新上海人，虽然现在短暂离开，但心里也是充满忧虑。我想，上海不是没有未来，而是要换一下思路。城市也像人一样，要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能以己之短比人之长。文章中很多想法已经憋在肚子里很长一段时间了，有些观点曾经发出过。这一次只是相对仔细地整理了一下。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18岁考入浙大并在杭州生活了11年。20年前来到上海。那时的我并不喜欢这个城市，眼里看到的往往是缺点：没有山东人的豪爽、没有杭州风景的优美。过了4、5年以后还有人说我：你没有融入这个城市。

然而，20年过去了，我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城市了：在衡山路附近的小街小巷里散散散步、在静安嘉里中心喝杯咖啡、在思南公关和朋友聊聊天、偶尔去外滩转一转，都是无比惬意的生活。上海是一个时尚的城市。以至于日本的服装设计师经常会跑到上海的商店里来转一转、感觉好的就回去“山寨”一把。上海的城市管理有很多问题，但与其他城市相比则肯定是一流的。比如，虽然交通设施条件比北京差很多，拥挤程度却比北京低。特别地，在这个成立里面，打投诉电话是有用的；你甚至可以“威胁”相关部门：再不处理，就投诉你们不作为！ 与国外的城市相比，上海也有优势：来到国外，开始会感到新鲜、人少的感觉很好，但后来却逐渐感觉无聊；而在上海，永远都是那么热热闹闹的。现在看来，我真的还是蛮喜欢这座城市的。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年上海发展的速度放慢了。

我每年几乎都会去杭州、去母校浙大看看。感觉杭州真的有一种日新月异的感觉，我也为拥有杭州这样的“第二故乡”而感到骄傲。在杭州，有一种积极向上、只争朝夕的氛围。有次硕士班同学聚会，发现居然有大约四成同学成了老板，连我当年那位弱不禁风的漂亮师妹创业也有十多年了。北京也一样，最近几个月来到北京，有接近一半的晚饭是在外面吃的：朋友聚在一起，谈技术、谈发展、谈有什么新的想法.....可惜的是：这些在上海都是不常见的，总是日复一日地过着同样的日子。

如果说上海在新时代输了，一定是输在创新和创业领域。

我是一个真心喜欢创新的人，从来不喜欢做重复性的工作、甚至不喜欢做别人能做成的工作。我在上海，搞了20年创新，深感压力巨大。为什么呢？因为上海的“创新”是按照日常工作业务方式来管的、讲究循规蹈矩、规范管理，事先要说清楚技术线路、有多少专利、有多少效益。对于真正的创新来说，这几乎就是个笑话：怎么可能知道会有多少专利呢？ 事实上，在这种“规范管理之下”，所谓的创新不过是包装成“创新”的“工程项目”、“技术模仿”，至多是“持续改进”。

这种创新管理模式真的有问题吗？其实也不是、要看和谁去比。

在我看来，上海的创新、尤其是企业的创新，比外地许多国企和高校等体制内的创新要好的多了。我评审过很多国家级的创新项目，基本上可以用“扯淡”两个字来描述。很多所谓的“成果”不是浮夸就是欺骗、论文档次不低却根本没什么用处。在某些地方或行业，“获奖”往往意味浮夸，意味着学术诚信有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或许不该苛求上海的创新管理太规范了。如果执意让上海放弃做事规范的传统，难免邯郸学步：好的传统丢了，胡作非为的反而多了；还是做事规范点更靠谱。

那么，规范化的上海创新为什么落后了呢？

创新是有风险的活动，可以俗称为“不怎么靠谱”。对于这种不怎么靠谱的事情，科学的管理应该是“让靠谱的人做不靠谱的事”。这意味着，选人比选项目更加重要。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容易误入歧途。关键是选人如何选的。

国内普遍的做法是选人变成了选“帽子”。国内有从院士开始的各种人才“帽子”。然而，这些“帽子”又是怎么选出来的呢？在很多领域，这些帽子是靠“论文”、“成果”选出来的。但在现实中，学术水平和实用性往往是背道而驰的。我曾经奇怪：为什么一些学术地位很高的人，还要去做校长、副校长？后来得知，因为有了帽子就更容易浮夸、更容易获得各种资源。所以学术帽的背后往往是“官帽”。

而创新真正的人才，往往是马云、马化腾、任正非、乔布斯这些不可能有学术帽子的人，甚至是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现场工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帽子选人法，本身就是烟幕弹、是诱导人们选错的。国内某滑天下之大稽的“成果”能够自然科学一等奖，而诺奖获得者屠呦呦却选不上院士，足见今日各种“帽子”的荒唐。

对创新来说，“选靠谱的人”，一定要用点和常规做法不同的、“不太靠谱”的办法。然而，对操作者来说，“选人变成选帽子”是没有风险的；但对致力于创新的地方或者企业来说，这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在某些地方和领域，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利场，缺乏求真务实和思想的独立性，成为官场的附庸、只能为领导讲话写注释。于是，领导随便一个想法，可以在学术界层层放大、失去原本的真实性、进而走向问题的反面。所以，如果主流的学术界怎么说企业和政府就怎么做，常常是自寻死路。如果上海在这一方面没有创新和改变的勇气，恐怕就很难成为“改革的排头兵”了。

在我看来，上海创新的落后是创新组织的落后。

一谈到创新，领导们就想到科研院所。在我看来，高校和科研院所，本身的使命并非是技术创新而是科学研究。与企业相比，高校和科学院所的技术创新是“业余水平”、根本没法和“职业队”对抗。创新要搞成气候，一定要以企业的组织形式。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一定是企业。脱离了企业，也就是脱离了需求、脱离了可实现性、就会远离竞争环境。高校可以孵化企业，但不能越庖代殂、代替企业创新。这一点，国内很多高层领导真的没有充分意识到。

上海是国企、外资企业聚集度很高的地方。我认为，这些企业多数不适合创新。一方面，上海的外企很多是销售部门，业务就不是创新；另一方面，上海国企往往是靠引进技术、靠管理优势取得竞争地位的，原本就缺乏创新的基因。而且，一个已经成熟长大的组织，很难再次赋予创新的基因。我们知道，BAT、华为都是不错的创新型公司，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些企业从创办之日起，就有创新的基因。反之，靠引进技术起家的，文化上重视的是“引进替代”、是“模仿”，建立创新的基因就非常难。而且，一个组织发展的时间越长、规模越大，管理制度就越细、创新的认为阻力就越大。这很可能是一个规律。在上海的地域范围内，或许只有大飞机等少数企业，有建立创新基因的可能性。

北京、杭州、深圳的创新组织，为什么就比上海更牛呢？

其实，城市也是有“基因”的。杭州和深圳，就是两座有创新文化的城市。更深入地看，创新、创业适合于两种对象：缺钱的和不缺钱的。缺钱的希望通过创新、创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外来人口越多、年轻人越多，创业的氛围就越浓。深圳杭州就是这样。还有一种不缺钱的，只是希望发挥自己的理想——很多靠国家扶植企业的创新企业其实是不缺钱的、BAT等互联网企业现在也是不缺钱的。如果遇到一个有理想的领导就可能做大，北京的有些企业就是这样做起来的。反观上海，上海是个有情调的城市——其另外一面是适合中产阶层生活的城市。中产阶层介于有钱和没钱之间。创新创业如同赌博，中产阶层不愿意舍命一赌、也没有多余的钱去赌。随着上海房价的上升，外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城市的活力将逐渐降低，愿意“舍命一博”创业的人也会越来越少。于是，上海落后于北京，也落后于深圳和杭州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既然如此，上海的而未来在哪里呢？

“成败对错，皆关场景”。场景发生改变之后，优势可以变劣势；劣势也可以变优势。变化，就是上海的优势所在。

纵观世界范围内，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是经济发达的美国。美国的创新其实是穷人和富人的结合：穷人出点子出力气，富人出钱，也就是风险投资的模式。但这样的模式只有在经济足够发达、创新的需求足够强烈、投资人才聚集的前提下，才能成为有效的经济方式。上海经济相对发达、制造业开始出现真正的创新需求，如果又有足够好的风险投资人才，上海还是有希望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的。进一步，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的本质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不是科学发现或者技术发明。风险投资人的本质，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啊。在我看来，优秀的风险投资人士，或许是上海最需要的人才；优秀的风投 公司，或许是上海最应该引进的企业。

上海在建立“科技创新中心”时，总是强调“重大原创”项目。在我看来，“重大原创”往往是一个伪命题。短期来看，真正原创的技术发明或者科学发现，从经济性上往往不是重大的；对经济上有重大作用的创新，本质上往往是工程活动而不是科技原创。原创的思想、技术或技术发现，往往要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能发挥重大的经济作用，在开始的时候往往并不能引人注目；反之，出现时就引人注目的原创最后未必能走得好、更未必是原创者将其推向重大。上海要追求经历利益重大的项目，最好的做法还是做好资源配置、做资源配置中心；也可以当技术成熟到一定阶段时，让它在上海落地生根。上海这个讲究规范的地方，基本上不太适合出现原创和原创的初级阶段，既然做不到就不要太在意了。

另外，上海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曾经有个说法：意大利人靠推销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巴黎人靠推销自己的浪漫情调生活。上海为什么不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呢？上海处于中国最富裕的长三角地区，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最容易成为中国的富人区，进而引领高端消费产业、服务业的发展。目前，生活在上海的外地企业家很多；对他们来说，家在上海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些人对消费的要求高，是高端服务业的市场客户。在80年前，这类人支撑过上海东方巴黎的美名，未来的上海可能也需要这批人，把上海（中心城区）变成一个中国现代化生活的样板。

 当然，意大利和巴黎靠“输出自己的生活方式”维持，上海也不能“关起门来自己爽”。要一直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产生先进的生活方式、输出先进的生活方式，才能健康地发展下去。这就要把上海放在长三角的视野下来研究它的分工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