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与蓝翔技校：有用与无用之争

前天，我谈到博士所学无用的事情。意犹未尽之时，看到一个段子：

荣兰祥说：“咱们蓝翔技校培养的是实打实的本领、不玩虚的：学挖掘机就把地挖好，学厨师就把菜做好。否则和清华北大还有什么区别呢？”。高晓松则说：“清华大学的学生应该是国之重器。要有胸怀天下的伟大理想，而不是仅仅去谋求一个职业。否则，我们与蓝翔技校有什么区别呢？”

高晓松的观点并非独创。2000多年前，有学生问孔子怎么种田，孔子冷冷地说：“你去问老农去吧。”相比之下，毕德哥拉斯就非常不客气了。有个学生问他：“几何学有什么用呢？”。他就生气地说：“给你几个钱、你走吧。 你只知道世俗的东西！” 至今，耶鲁和复旦也有类似的观点，复旦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自由而无用”。

建国以后，这种观点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意识形态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坐而论道。总体上说，我本人非常支持这种观点。但反观自己的具体行为，却常常与自己的信念想法：一直喜欢一些形而上的东西。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在我看来，无用并非真的无用，而是老子说的“无用之用”，比如满足精神方面的需求。但精神方面的需求，是“经济基础”决定的。

我小时候和妈妈到集市时，见她总是走到那些品相不好的摊位前问价，希望买到便宜的东西。不久前，有个网友对我说：“不瞒您说，我很想去一线城市发展，但付不起付一压三的房租”。这些让人心酸的事，让我想起做保姆的范雨素的一句话：“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当人们不得不面对生存压力时，精神上的需求就被抑制了。对于技校的学生，蓝翔校长的观点显然是对的：人先要有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再去谈理想抱负。

不论是毕德哥拉斯还是孔子，都有贵族血统。而耶鲁、清华的学生也基本上无衣食之忧，有条件追求一些精神上的东西。1997年我博士毕业到宝钢，1998年担任重大项目负责人。2000年，宝钢研究院对5位中青年学者采用年薪制，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我认为，浙大博士的帽子是个重要原因。有了名校的学历，人家会高看你一眼、基本生活保障一般不是问题。所以，名校的学生和博士们应该别太在乎眼前的得失、追求一点大的理想。所以，清华和复旦的观点也是对的，学生们不应该只看到眼前苟且的生活。

如前所述，科学家追求的无用之用，并非真的无用。更多的是在短期内无用、无法直接创造经济价值。非欧几何、相对论在产生的时候，没人知道它们有什么用途。我们至今也不知道费马大定律有什么用处。但是，人类获得了前所未知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在未来很可能是无价之宝。博士们应该去追求的，就是这些“无用之用”的东西。

然而，“无用的东西”并不都是“无用之用”，有些则是纯粹的垃圾。什么样的科技活动是“无用之用”呢？科学研究是发现新知识，技术创新是发现解决实际问题的新方法，是无用之用。由此，我把科技工作分成四类：1、是科学也是技术；2、是科学不是技术；3、是技术不是科学；4、不是科学也不是技术。

于是，如果某项研究既没发现新知识、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那就落入了第四种：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技术。中国院校的很多工作，就落入了第四种。例如，有的所谓成果，仅仅是一种思想或原型，对解决问题并无帮助；有很多人对自己凭空构造的工业模型做仿真。类似的论文，常常占据“高端学术期刊”的主流，其实是真正无用的东西：现在无用，以后也没有；对经济无用，对精神也无用。当然，对论文作者有用：有人靠它拿到博士学位、晋升教授，有的甚至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无用之用”都是有品位的东西，爱因斯坦、丘成桐等先生都强调过对美的追求。有品位的人，才能品味有品位的东西。古董的品鉴大师，需要常去看真的东西，才能形成品位。而在我们的科技界、尤其是工程领域，见到的“科技赝品”实在太多了。有些“大师”，其实是在品位“赝品”的环境下成名的，完全已经失去了品位的能力。

“假作真时真亦假”。由此观之，古人的话不虚啊！所以，要追求求“无用之用”，先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无用之用。要做到这一点，工程教育的问题要靠人文教育来解决。没有人文精神的理工科，难免会误入歧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