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靠环境，独木难成林

我年轻时曾经很奇怪：小小的香港，怎么出了这么多有名的演员？后来意识到，古今中外的人才几乎往往扎堆出现的：春秋战国时的百家、希腊的哲学家、唐代的诗人、宋代的词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欧阳修身边的文人、民国初年的大使、波尔的学生、哥廷根的数学家、巴黎的艺术家、巴西的球员、美国的创新人才......这些人才的传奇，有的跨越千年的历史，变成了难以超越的高峰。

人才爆发背后的原因是：这些人才成长的环境非常特殊。有个故事说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两个城市为了能让某艺术家的遗体安葬在自己的地盘上，差点爆发了战争。回顾历史：特定领域人才爆发时，这些人才往往受到社会高度的尊重、社会地位很高。在这种环境下，优秀的年轻人又会投奔优秀的老师，成为更加优秀的人才。于是，人才扎堆出现、这个领域的发展高度就变得高不可攀。

有个英国留学的同事曾对我说：中国人的科技素质并不差，但在国外优秀的人才回到国内未必优秀。事实证明，花大价钱把人才吸引到环境不合适的地方，人才可能也会逐渐变成庸才、甚至奴才。正如晏子所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何以为此者？水土异也！”。草原上难以长出参天大树，也是一样的道理。

环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起了两件事情：

90年代初，浙大控制系学生帮老师干活时常用Windows。暑假期间，有人问北方某著名高校计算系的同学，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同学却惊异地问道：什么是Windows？——学校只关注教科书上的知识，不知道什么是Windows。由此可见，不同的环境，关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而科技突破，往往需要更加重视前沿科技。

我自己编程能力进步最快的时间，经常和一位师兄一起做事：我想到很得意的办法时，而他却想着改进；他改进好了之后，又激发了我的新想法进而继续改进。我曾用“走路”来形容当时的感觉：一个人的想法就像用一条腿迈出一步，而两个人的互相启发就像两条腿交替向前行；一步迈得再远也赶不上两条腿交替地持续往前走。

这两个例子，只是对学生的影响。作为职业创新人员，环境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我曾经说过，创新就要做不怎么靠谱的事情。这话说起来轻松，但谁愿意花3到5年、甚至10年以上去做不靠谱的事情？假如博士28岁毕业、浪费10年去做不靠谱的事，接近40岁还一事无成，这辈子还会有多大前途?其实，所谓的“不靠谱”往往是别人的看法，自己还是会感觉比较靠谱的。

于是，问题就是：自己的感觉怎么才能更靠谱？

感觉靠谱的基础往往是实践经验丰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乱世出英雄”，就体现了这个道理：乱世中的实践机会多、容易引发深度思考；而且，面对新的环境，年纪大的人经验不一定丰富、年轻人的经验却不一定少。

年轻科技人员的信心是怎么来的？除非是极特殊的人才和特殊年代的经历，年轻人很少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时，过度自信往往是真的不靠谱。支撑其自信心的，往往来自于一些见多识广、经验丰富而又德高望重的前辈；他们把自己的感觉传播到年轻人身上，会鼓励年轻人沿着“离经叛道”的正确道路走下去。这种有见识的前辈，可以是父母、师长也可以是领导，是千里马的“伯乐”。

前面讲的人才扎堆出现，往往就是与伯乐有关：有了伯乐，就很容易发现“千里马”。而“人才匮乏”背后的原因，不是人才，而是缺少“伯乐”——正如韩愈所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先生有个观点：“大师之后无大师”。中国科技、人文方面的大师多是建国之前培养的，后来就非常少了。要解释这种现象，除了“乱世出英雄”因素之外，近代的科技环境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我尊重的许多前辈，往往都是80岁左右了；现在很多身居高位的“大学者”名气很大，水平却往往不咋地，出现了很长时间的人才断层。这种现象不仅与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运动相关，也与改革之后对人才的“拔苗助长”相关：在人才匮乏的年代，优秀人才很快被提拔到领导岗位、脱离一线的实践。其中很多人往往是靠官场的逻辑上升的：获得官位、争取资源、包装成果、浮夸大师，就是缺乏真才实学和实践经验。这些人占据了“伯乐”、“大师”的位置、获得话语权以后，科技环境的改善就变得很困难了。

由此可以断定：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会遇到一些阻碍，不会一帆风顺。其中，组建新型学术组织，避免“伪大师”和传统观念的干扰，很可能是一种有效的途径。此所谓“新的不来，旧的不去。”

对个人来说，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人们不必死守在一个地方。如果身边的环境不好，也不必过于抱怨，而是可以去寻找好的环境、甚至自己创造更好的环境。这样做不仅对个人有利，从大处说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