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挡期的困惑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名言流行了一百多年，仍然被人们提起。

 其实，国家、社会、行业的高速发展期，总有这种现象。改革开放之初就有“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段子：“拿起筷子吃肉”是好的一方面，而“放下筷子骂娘”则是坏的一方面。

 高速发展，意味着新动力的产生、旧机制的淘汰，也就是换挡期。换挡期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矛盾呢？

过去，“保守”一直被当做反义词；我曾经奇怪：英国为什么会有“保守党”？现在看来，“传统”并不都是坏的，而是有好的一面。社会大变革时，要破除传统中不好的一面，但也会损害其中好的一面。原则上将，“改革”是一种“辩证的否定”；但现实中，把好坏截然分开，并不是那么容易。

改革开放之初，鼓励劳动致富。有个朋友，原本在上海郊区担任民办教师。有一个周末，他用自行车运了一车菜去外滩卖，一天赚了10块钱。而他一个月的教师津贴也只有30块。于是，他辞去教职，专职卖菜。收入一下子提升了很多。成为乡里第一个买摩托车的人，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他卖菜为什么能赚这么多钱？因为他的劳动效率比当时的蔬菜公司高出很多。他赚的是干净钱、是劳动致富。他的收入可以一下子涨若干倍，但国家的收入不可能涨得这么快，公务人员的收入也不可能涨这么快。于是，出现所谓“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对卖茶叶蛋、拿剃头刀的人来说，是一个好的时代，能够靠自己的勤劳致富、获得尊严。但对搞导弹、拿手术刀的人来说，是个不好的时代，经济和社会地位下降。

我的印象是，80年代初的时候父母的工资也开始涨了，生活开始好转。这就是“拿起筷子吃肉”。

放开以后，过去社会地位低的人往往容易“放得下”。我姐有个同学外号“老呆”，学习成绩很差、多次留级。后来他干脆辍学、和父亲一起卖油条，成了“万元户”。社会底层的人的往往素质参差不齐：有劳动致富的、也有肯蒙拐骗的；自然有暴发户胡作非为的。人们看不惯这些现象，于是就“放下筷子骂娘”。

我在浙大读书时，浙大特别讲究应用。据说校领导有句名言：拿到100万的科研项目，给你教授职称。这个政策确实让浙大在技术应用方面领先，但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用的技术往往不需要多少理论水平。当时浙大的一位教授，研制了一种不错的技术。申报国家奖时，但却为如何体现理论水平伤透了脑筋。后来终于想到了用“模糊数学”的概念来包装，最终顺利获奖。后来我意识到：“模糊数学”之所以受到热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适合做“包装纸”。这和后来的“神经网络”、现在的“深度学习”、AI类似。

当“科技成果”的“包装”变得更加重要后，人们逐渐不再追求内涵。于是，浮夸风盛行。一般来说，国家考核什么，就可以包赚什么：考核效益，可以包装效益；考核论文、可以包装论文；考核原创，可以包装原创。交大陈进把别人芯片上的商标磨掉、换上自己的LOGO，也是最著名的包装之一。当包装盛行的时候，学校里认真做事的老师就容易被边缘化；而很多学术界大“大牛”，肚子里往往只有一包草，就像当年八股文获得功名的举人、进士。

在我看来，这些负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处于“换挡期”：在这个期间，技术创新、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创新其实并不重要：我们需要的不是真正的创新，而是学习、跟随和模仿。这时，理论水平和价值就非常容易分离：要水平就没有价值、要价值就没有水平。于是，价值观开始迷茫，这从本质上各种怪象丛生。

现在，我们的国家处在各种拐点上：人口拐点、社会发展拐点、全球化的拐点。这些拐点其实有利于促进真正的创新。对科技人员来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骗子砖家遍地跑；但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靠真本事开创事业的时候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