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人的创新思维

     工业的文化是崇尚踏实的。一个典型的工业人，想不清楚的东西不说、甚至做不出来的东西也不说、甚至做出来也不说。形成这种思维方式的原因可归结为“事非经过不知难”，在工业界工作时间长了，就会变得谨慎。

    但是，这种文化氛围越来越受到了冲击。首先是创新的需要。创新就是谈未来的事情。现在的创新需要合作，你不对人家讲清楚，人家怎么愿意合作？你不描述一个美好的景愿，怎么获得各方的支持呢？ 所以，你不可能做出来以后再说，而是尽量想清楚了以后再说。随着社会迅速的进步，“想清楚了再说”甚至也不行了：等你想清楚了，就没有机会了。更何况，有些技术问题是不可能事先说清楚的，所以我们不得不退守到“随想随说”、“边做边说”。

    但是，当这个逻辑拓展到企业之外，这个合理的逻辑可能就变得不合理了。拓展到企业之外时，一般是向国家、向投资人、向股市要钱。给钱的人，不一定有专业水平、也不一定花自己的钱；而“说”的人也不一定真的打算做事。这样，通过“说”来“拿钱”可能成为主要目的。有利益就会有欺骗。这时，“随想随说”就可能变成胡说八道、甚至故意欺骗了。这样，“随想随说”、“边做边说”的名声就开始在社会上变臭了。

如何理解靠谱的“随想随说”、“边做边说”？

想的和做的靠谱，前提是做过相同或相似难度的事情。做过，就能够理解这类问题的复杂性。或者说，技术线路相对清楚，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化成若干相对简单、可操作的工作。这时的思想也会比较靠谱。所以，过去做的事情越多、难度越大、越复杂，思考往往越是靠谱。这就是经验的价值。反之，做的事情少，一般会倾向于轻视问题的难度或者错误估计技术线路，就不怎么靠谱。

     “日光底下无新事”是我一直强调的观点。即便是一个新的问题，一般会有前人研究。或者，在本领域没人研究、在其他领域有人研究，只是叫法和用词不同。理解这种发展的历史，能让我们找到更多的参照系，让我们的思考更加靠谱。

   在技术领域，我们一般不会构建全新的技术原理。换句话说，原理都由科学家研究透了。工程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个原理更具备经济性。如果连原理都想不清楚，那就不该多说了。所以，“随想随说”、“边做边说”一般是在技术原理清晰的前提下进行的。

认识到这一点，还要认识另外一点：从原理到实用技术、从实用技术到商业成功还有很大的距离，需要技术人员来努力。

其中，从原理到实用技术，考虑的是稳定、可靠、可拓展等方面的问题。这里涉及到大量的细节问题。所谓的技术困难，往往就是细节太多、太容易出错。所以，伟大的创新往往采用成熟的技术、避免风险。

   特别地，在考虑信息技术时，通用性、可拓展性是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上，我们可能有些原理很难想清楚。这个原理，和技术本身的原理不是一个尺度的。涉及到复杂的结构化思维，往往是中国的学者们所缺少的。

   新技术“从实用技术到商业成功”往往发生在一些龙头行业，如航空航天、汽车、军工、钢铁、石化等。因为这些行业对成本的要求低。其他行业则往往可以参照与自己相似的做法去做。

   总之，在原理基本清晰的前提下，技术的发展脉络与原理研究的深入程度往往没有多大关系——决定技术发展速度和方向的，是社会对技术的需求和支撑这些技术的条件。在我看来，平台技术就是这样的基础条件——让采用平台做事的人的工作成本更低。除此之外，考评机制、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等“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创新不是缺少技术人才，而是缺少适合的生产关系、科技管理人才和优秀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