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有没有“中国特色”？

25年前，我到宝钢研究院从事技术创新工作时，经常感觉到现实与想象不一样。那时，我读了很多国外的技术创新理论。往往感觉这些理论都对，但却不解决我面临的问题和困惑。后来才逐渐意识到：技术创新其实有“中国特色”。

所谓的“中国特色”与“人择难题”有关。

我在《管中窥道：技术创新的观念与方法》一书中，从“人择难题”开讲。创新的各种特点，几乎都可以从这里引申出来。中国特色也是这样。

顾名思义，创新意味着在一定范围内（一般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成功。从这种意义上讲，创新是这个范围内人与人的竞争和博弈过程。根据这个特点，我把创新称为“人择难题”。所谓“人择”，就是人类选择的意思：把项目创新取得成功，看成人类选择了这个项目。用这个角度看问题时，现在的创新项目都是前人选择后剩下来的、没有成功的。只有前人剩下来，才有今天创新的机会。

从这个角度引申下去，会发现创新往往很难：前辈中的聪明人很多；如果一个项目容易做成，前人老早就做成了，今天就没有创新的机会了。所以，创新项目往往都很难。我称之为“人择难题”。

接着往下引申。既然创新都很难，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创新？回答这个问题时，不能寄希望于自己是个天才。我的答案是：因为我们具备了前人没有的条件。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就给我们创造了很多这样的条件。这又引发出两个特点：1、真正的创新成功时，却往往觉得不难，因为条件不一样。2、善于创新的人，必须善于把握机会、抓住条件变化的时间窗口。

我谈创新观念时，是在谈如何抓机会。为此，特别强调需求的潜在性、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强调持续改进、强调跨专业交流、强调知难而退、知难而变等。这些观点，其实已经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了。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首先有了机会，才能抓住机会。我们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机会，其实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先行者会有更多创新的机会。

创新的创意往往是实践中产生的。先进的实践者，会有更多的创新机会。打个比方：有两家企业，第一家的加工精度是10u，第二家是100u。第一家企业技术发展的目标，是从10u到1u；第二家是从100u到10u。我们注意到：第二家企业遇到的问题，很可能是第一家企业遇到过、考虑过的；而第一家企业遇到的问题，很可能是第二家企业没有遇到过的。所以，第二家企业的创新机会，往往比第一家企业少、少得多。而且，第二家企业，往往更强调“人择难题”：简单又好用的办法如果好用，第一家企业或许就采用了。

两家企业的差异，就类似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所以，国外的创新理论中，很少有类似“人择难题”的观点。我们强调“人择难题”的时候，往往是要求发挥人的智慧。发达国家不太强调这种智慧，因为“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智慧是没有用的”。而且，先进企业遇到的问题，也很可能是别人真的没有遇到过的。

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条件是第一位的，人的主观努力是第二位的。创新的客观条件不一样，主观方法自然也就不一样。我们知道：TRIZ理论是国际公认的创新理论。但这个理论没有提出“人择难题”、也没有强调“需求的潜在性”。就是这种条件的差别导致的。我强调“人择难题”，也是条件决定的。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可以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

我国制造业的优势在中低技术产业（LMT），而国外竞争力强的在中高技术产业（HMT）。LMT会面对更多的“人择难题”，HMT 会较少遇到“人择难题”。所以，我的“理论”比较适合中国企业。

我国经常与国外高科技企业对标。比如，对标专利、对标创新经费等等。我认为：对许多中国企业来说（尤其是LMT），这种对标并不合理。落后企业的技术发展主要依靠模仿、而先进企业的技术发展必须依靠创新。发展中国家要促进技术发展，必须是学习基础上的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从“山寨”开始，是符合技术发展规律的。如果背离规律，就会拔苗助长、出现许多“伪创新”。如果把创新当成政治任务，就会出现大量不学无术的“砖家”。同样的道理，不同行业之间的对标也很合理。

中国企业缺乏创新经验，而国外的做法又往往不能直接学习。这导致了一种特殊的现象：中国的科技界缺乏技术创新的常识——追求理论水平，而偏离实用的要求。常识的缺乏，导致创新的失败概率太高。但我国学术界的一些特殊问题（如评价制度），又不断地掩盖这种失败。

我国科技界话语权很大的人士，往往来自高校和院所。他们对现代工业缺乏深入的理解。这是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导致的：建国之初和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才匮乏。掌握科技话语权的人，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时代进步了，但许多做法却没有与时俱进。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对于这个问题，在我即将出版的《知行：工业基因的数字化演进》中进行了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