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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滴在流场中的运动求解到气象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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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飞机结冰,水滴轨迹,结冰模型,朗缪尔,龙格库塔法,人工降雨,流体力学

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是无数人智慧接力的结果。所谓愚公移山,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一代代前仆后继,才有今日之昌明科技。

本篇尝试从人物切入,介绍一下飞机结冰计算中经典的水滴轨迹求解问题。这个问题目前在国内外已不是什么难题,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大都有相关介绍,站在前人肩膀上,只要通晓原理,很快就可以编写出程序求解。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涉及了数学方法、力学模型、试验技术、计算机技术,多位天才接力才得以解决。

我在多年前开发结冰软件的时候,曾仔细做过相关研究,因此本打算写一篇算法介绍的文章。但在准备阶段,查阅资料的时候竟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为此才准备转变写法,以期分享这些发现。

1. 龙格

自牛顿建立经典力学与微积分手段以后,大量工程问题有了统一的分析框架,即受力分析、构建平衡方程、求解。

然而很多问题构建方程容易,求解可就难了。有些有解析解的,数学家们发挥聪明才智给出了答案。但是没有解析解的,该如何处理呢?

如果这些问题实际生活中碰不到也就罢了,可偏偏有的问题又很重要。尤其工业革命以后,大家需要研究天体运行以解释宇宙,研究大炮的弹道以提升军事。

于是离散化的数值求解方法应运而生,最初欧拉提出了欧拉法。以弹道问题为例,通过牛顿第二定律,建立考虑重力、阻力、升力、推力、科里奥利力等等的控制方程后,可以知晓弹体的速度控制方程。

这样弹道轨迹就变成了一个已知初值(初始位置)的预测未来的问题:如何计算出它下一秒在哪个位置,下下秒又在哪里。

欧拉给出来的思路通俗易懂:把整个时间历程分成多步求解,假设这一秒(步)内的速度是恒定不变的,那么根据速度矢量,乘以单步的时间,再和初始位置矢量相加,就能预测下一秒的位置。

这种思想(将时间分割为小步长,用当前点的切线斜率近似下一时刻的值)简单是简单了,可是精度很差,如盲人开车,容易越开越偏。

自欧拉后,又过了将近150年,德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卡尔·龙格决定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德国数学界由克莱因等人推动的“纯数学至上”风气主导,对应用性的数学研究不够重视。

龙格当时已经从纯数学研究转向光谱分析,欧拉法的一阶精度导致误差累积过快,无法满足光谱数据对精度的苛刻要求。

卡尔·龙格 Carl Runge,1856 – 1927

龙格的思路是:既然欧拉法是基于“当前”的斜率往前推一步,越走越偏,属于一锤子买卖。那么如果我假装往前迈个半步,然后用那个半步的斜率再回来修我当前斜率,如此来来回 回,四渡赤水呢?

结果还真行,龙格的方法综合多个局部信息加权平均,得到比单点外推更精确的结果。

龙格这种多阶段试探+综合修正的思想竟然暗合兵法,神似四渡赤水。不直接突围,而是将战略转移拆成多次渡河机动,每次渡河都是一次试探和一次修正,获取敌军部署、地形和时机信息,综合四次机动后的全局态势,确定战略方向,最终选择最优路线,避免了硬冲导致的被围歼风险。

2. 库塔

龙格的方法发表不久后,引起了马丁·威廉·库塔的注意。库塔当时正在攻读博士论文,其方向就是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法。

在龙格的基础上,库塔将这种“多点试探”的方法进行了高度的数学泛化。他不仅将方法扩展到了方程组,更通过严密的数学证明,推导出了今天工程界奉为圭臬的经典四阶龙格-库塔法(RK4)的系数矩阵。

龙格库塔法在工程中应用极广泛,作为求解常微分方程初值问题的黄金标准,其应用场景几乎覆盖了所有需要随时间演化模拟的科学与工程领域。从弹道轨迹到病毒传播,从电路瞬态到游戏物理,它无处不在。

值得一提的是,库塔不仅仅是数学家,也是空气动力学名宿。航空史上有著名的“库塔-儒可夫斯基定理”(解释了机翼是如何产生升力的),库塔就是其中的关键贡献者。

库塔所处的时代正是飞机刚刚诞生(1903)的时候,数学、力学与航空工程互相融合促进。库塔一定想不到,他完成的龙格库塔法 会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用在飞机结冰上。

马丁·威廉·库塔 Martin Wilhelm Kutta,1867 – 1944

3. 朗缪尔

3.1 粒子调控

就在库塔完善了龙格库塔法的同时,远在美国的20岁年轻人欧文·朗缪尔正在潜心电灯泡的研究。

欧文·朗缪尔 Irving Langmuir 1881 – 1957

做科研的人大都有自己的三板斧,不管问题是什么,都有相对固定的几个套路去处理。

朗缪尔是研究物理化学的,两者的交叉天然的就会出现在微观粒子上。朗缪尔研究灯泡也是从这个角度切入,他发现,通过将灯泡填充以惰性气体(如氩气)可以显著延长钨丝的使用寿命。

随后,这种在一个系统里面引入额外“粒子”观察反应,成了朗缪尔研究的主要手段。

自此,他开始涉足表面化学领域,并发现当分子氢被引入到钨丝灯泡中时,会分解为原子氢并在灯泡表面形成一层厚度仅为一个原子的物质,这相当于早期的“原子制造”。单纯引入额外粒子已经不能满足他,还必须要让它们“听话”。

继续沿着这个思路,朗缪尔又研究了等离子体,并成为等离子体的命名人。终于在1932年,由于表面化学的工作,朗缪尔被授予诺贝尔奖。


有趣的是,朗缪尔荣获诺贝尔奖的工作是关于油膜的,通过控制界面分子排布来调控宏观界面性质,把粒子层面的应用算是玩明白了。

3.2 数学模型与试验

二次世界大战促使航空飞行器技术快速发展,轰炸机、运输机尺寸越来越大。在著名的驼峰航线,美军动用大量C-46/C-47运输机飞跃喜马拉雅山向中国重庆抗战后方运输物资。


C-46运输机

该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结冰事故频发。根据库塔-儒可夫斯基定理,飞机升力和阻力大小受到外形影响极大,机翼形状一定设计好,最忌“整形”。然而飞机机翼结冰后,外形发生改变,升力下降,阻力增加,造成飞机失速迎角提前,再加复杂地形和气流影响,因此事故不断。

现在我们知道,为了应对机翼结冰,需要空气动力学设计和除防冰系统协同。当时美军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让机翼表面不结冰,即防冰。

这一下撞到了朗缪尔的研究领域,“通过控制界面分子排布来调控宏观界面性质”,如果在飞机表面镀膜呢?我想最初军方和朗缪尔的思路可能是这样。就这样朗缪尔开始了飞机结冰的研究。

但是对于当时的朗缪尔来说,还有个更关键的问题要搞明白。高空之中,尤其巡航高度,温度通常在零下数十度。在地面这个温度环境中,水都结成了冰,冰撞在飞机上要么弹开要么破碎,怎会积聚呢?

除非,它们在零下温度情况下,仍未结冰。虽然已年逾六十,朗缪尔研究手段和物理直觉仍旧狠辣,经过对高空云层的研究,他很快确定,在没有外来粒子(灰尘等)作为凝结核的情况下,云层中漂浮的水滴果然以液态形式存在,这种低于0℃的水滴被称作过冷水滴。飞机机翼表面刚好也是提供了凝结核,才产生了结冰。

随后朗缪尔分两路推进研究,一路是理论。根据前面提到的经典力学的分析框架:受力分析、构建平衡方程、求解。

朗缪尔把水滴等效成球体,同时考虑流场作用,由于机翼前缘等局部位置可以看成是圆柱的一部分,为此经过简化和处理,建立了圆柱体流场中水滴运动的控制方程。

随后又通过一系列推导,由于圆柱体流场求解相对简易,在不借助龙格库塔法的基础上,终于实现了水滴轨迹的艰难求解。

另一路则是试验,水滴轨迹和其尺寸关系极大。可是云层中的水滴尺寸究竟是多少?它们又是否一样大,如果不一样大,又有何分布规律?

科研就是如此,一环扣一环。朗缪尔根据他推导的圆柱体绕流流场水滴轨迹规律发现,不同直径圆柱体获取的水滴收集量不同,如果设计一个含有多个直径的圆柱体进行测试,就可以根据结冰量的差异反推出云层里的水滴数据。

这就是旋转多圆柱法。朗缪尔通过在华盛顿山结冰观测站的大量实验,归纳出了著名的 Langmuir A 到 G 等一系列水滴尺寸分布谱(其中 Langmuir D 谱最为经典)。直到今天,民航局的适航认证标准(如 FAA 的 Appendix C)以及各大结冰仿真软件(LEWICE, FENSAP-ICE)在设置云层过冷水滴的水动力学直径分布(MVD)时,依然在使用 Langmuir 分布 作为标准输入之一。

旋转多圆柱法

3.3 “科学狂人”

经此一役,朗缪尔对大气科学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开始思考,高空中的过冷水滴没有依附的微粒,就无法打破表面张力结成冰晶,也就无法变重掉落。如果人为向云层提供凝结核,或者强行让它降温产生冰晶,就能触发连锁反应,逼迫整片云下雨。

这就是人工降雨的思维起点了。为了验证这个设想,他带领团队开启了试验。引入外来粒子,这是朗缪尔从博士就用惯的套路。

朗缪尔助手文森特·谢弗在实验室里用一个改装的家用冷柜来模拟高空低温云层。他在冷柜里吹气,让呼出的水分在低温下形成一片微型的“过冷云雾”。

谢弗尝试往里面扔各种粉末(粉尘、滑石粉、土壤)充当凝结核,但过冷云雾毫无反应。

直到 1946 年 7 月的一天,纽约天气酷热,实验室里的冷柜温度不够低。为了让冷柜快速降温,谢弗顺手把一大块干冰(固态二氧化碳,温度为 -78.5°C)扔进了冷柜。

神迹发生了。

就在干冰进入冷柜的瞬间,原本雾蒙蒙的过冷水滴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数的微小冰晶在光线下闪烁。干冰强大的局部降温能力,强行把局部空气降到了 -40°C 以下。在这种极寒下,过冷水滴不需要任何凝结核,自身就会自发结晶(自发成核)。

这时候团队意识到,飞机结冰的原因可能不止凝结核那么简单。过冷水滴本就不稳定,水滴与机翼的碰撞会改变张力状态,同样可以造成结冰的发生。

后来朗缪尔的另一位同事伯纳德·冯内古特从化学文献中找到了更优方案。他发现碘化银(AgI)的晶体结构与冰相似,可以作为"冰核"让过冷水滴在其表面冻结,且不需要干冰那样的极低温。

不管怎么说,这个冰箱里的试验验证了原理可行性。随后朗缪尔与美军开始策划真正人工降雨试验。

1946年11月13日,谢弗乘坐一架小型飞机,从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起飞,在附近寻找到了一片过冷的层云。他从飞机上向约3英里长的云带播撒了约3磅(约1.4公斤)碎干冰,干冰撒入后不到5分钟,云滴就转化为冰晶,几分钟后,雨雪从云层底部倾泻而下,试验成功。

现代无人机增雨

1947年,在美军的支持下,朗缪尔主持了著名的“卷云计划”。他甚至曾疯狂地派遣 B-17 轰炸机飞入一个正在肆虐的大西洋飓风中,倾倒了 180 磅干冰,试图用人工降雨人为改变飓风的能量分布。

虽然那次试验导致飓风诡异地大拐弯并席卷了佐治亚州,尽管有人认为是巧合,但是也引发了巨大的法律和政 治风波,同时也证明了朗缪尔这套理论对大气的恐怖影响力。

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自古以来天气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作为战争中非常关键的要素,任何作战计划都必须考虑天气。

近年一直传闻美军已具备相当水平的气象武器,从朗缪尔的气象试验中可以看出,这些传闻绝非空穴来风。

真是蝴蝶效应,本身只是一项飞机结冰研究,最后竟然演变成了气象武器的雏形。

4. NACA与NASA

与此同时,NACA(NASA的前身)在俄亥俄州组建了Lewis结冰研究团队,Rinaldo J. Brun、William Lewis等多位科学家,将朗缪尔圆柱流场结果扩展到翼型流场上。

他们发表了多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NACA 技术报告(如著名的 NACA Report 1215)。他们利用当时极其原始的模拟计算机(如机械微分分析仪)或者手算,画出了水滴在 NACA 0012 等经典翼型周围的运动轨迹。

又过去近30年,此时CFD、数值模拟、计算机技术蓬勃发展,已经具备了大规模求解水滴轨迹的基本能力。

NASA组建了 LEWICE 软件团队,试图真正把拉格朗日轨迹法、面元法与现代网格技术完美结合并写成工程软件。

所谓的拉格朗日轨迹法就是前面的朗缪尔的粒子追踪技术。根据相对原理,假定机翼不动,远方的水滴粒子撞击过来。

根据粒子受力平衡,创建微分方程组。再通过龙格库塔法时间推进求解。

水滴在流场中,会受到流场速度的扰动。为简化,采用势流作为控制方程,面元法作为求解技术。面元法的基本思路是在翼面每个单元中心(控制点)布置源强,流场中的每个点的速度由这些单元和对应的源强叠加确定。

面元法

面元法有个很大好处,就是一旦求解出来翼型表面的源分布,空间中任意一个点的流速,都可以通过一个矩阵乘法完成计算。

如果采用更复杂的CFD技术,只能获取流场网格点的速度,这样一来,需要时刻判断水滴所处单元位置,再通过单元点的速度进行水滴位置插值获取速度,如此计算量大增。

LEWICE软件于80年代问世,90年代逐步公开,该软件通过一系列精妙设计,可以在数秒内完成冰形计算。

LEWICE软件

5. 后续

我在《我是如何开发飞机结冰软件的》中详述了自己研发飞机结冰软件的历程。人做一个事情前,结果是未知的。越是难、越是耗时的事情,越需要发大愿行之。

尽管前人已经做了诸多工作,很多资料也都详实完备,轮到自己而为,仍然走了很多弯路。在多年以后重新整理这个研究的历史,故事之曲折精彩令我瞠目结舌。

随着国内民机的发展,属于我们的“结冰”传奇,或许才刚刚开始。


来源:静界有限元
FENSAP-ICE碰撞化学电路航空求解技术理论游戏控制试验气象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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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布时间:2026-07-09
最近编辑: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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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职业特性,大部分顶级力学家的风格是冷静内敛,不容易上头的。相比之下,冯·米塞斯可以为了国家开着战斗机上一线,也可以在关键时候放下半生的事业,豁出去一切远赴他乡,属于非常有性格,非常刚的性子。他骨子里始终对自己的研究充满热情,并为此辗转一生,是一位非常热血的力学家。 一、百度不到的“理查德·冯·米塞斯”如果你干过结构力学仿真,当你把网格画完,载荷加上,点了“Solve”之后,满怀期待地看着屏幕。几十秒后,屏幕上跳出一张红蓝相间的云图。你老板走过来指着最红的那块问你:“这地方会不会坏?”你推了一下眼镜,扫了一眼左上角的图例,自信地说:“最大米塞斯等效应力(von Mises Stress)是100兆帕,小于材料的屈服极限250兆帕,安全,稳如老狗。”是的,米塞斯(von Mises)。这个名字,每天被全球无数的工程师高频调用,用来评估大桥会不会塌、飞机机翼会不会折断、你开的电车底盘会不会散架。然而当你百度“von Mises(冯·米塞斯)”,搜到的却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奥地利经济学大师,奥地利学派掌门人,《人的行为》的作者,自由市场主义的铁杆捍卫者。你可能会纳闷,这俩人同名同姓?没错,他们是亲兄弟。经济学神明路德维希是哥哥,力学教父理查德是弟弟。相差一岁半。这对双子星,一个走向了人类行为与社会经济的宏大叙事,每天都在纸上谈兵论道;一个走向了物质世界与数理逻辑的极致硬核,天天和钢铁、流体、齿轮打交道。在当下这个学术界恨不得把一个纳米材料吹成外星飞船、搞个深度学习皮毛就敢去骗经费的时代,理查德·冯·米塞斯简直就是一股泥石流。他不仅搞出了现代工业仿真的骨骼,甚至为了研究航空,自己亲自上阵设计并驾驶飞机,再回过头来教学生。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位力学界的狠人,如何靠着纯粹的数理直觉,搞出了今天养活了一大票CAE软件公司的底层模型的。理查德·冯·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1883-1953)二、维也纳的金色少年理查德·冯·米塞斯,1883年出生在奥匈帝国的莱姆堡(现在乌克兰的利沃夫)。他们家不是那种靠打仗起家的土匪贵族,而是靠技术和商业脑子被哈布斯堡王朝赐予爵位的犹太精英。他爹是奥地利国家铁路局的高级工程师。在这样的家庭,逻辑和理性就是硬通货。理查德从小就是个天才,和哥哥一起在维也纳最牛的文理中学读书,数学和拉丁语门门满分。那时候的维也纳是什么地方?马赫的实证主义、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现代主义文学、量子力学的萌芽——全在维也纳碰头了。理查德在这种环境里长大,对数字着迷,对文学和哲学也种下了种子。维也纳至今仍是人文艺术之都毕业以后,哥哥路德维希去了维也纳大学学法律和经济,后来成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代宗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与弟弟相比,学文科的哥哥确实看上其文气更重在当时的欧洲学术界,纯数学(如数论、拓扑学)被视为最高尚的智力活动,而工程学往往被主流学阀视为「粗鄙的实用技术」。如果按照正常剧本,米塞斯这种数学天才,那肯定得去搞最深奥的纯数学。不用做实验,不用买设备,一支笔一张纸,搞点别人看不懂的公式,在SCI上一顿输出,三十岁就能拿杰青,走上人生巅峰。搞工程的人被视为'手艺人',在学术圈里不受待见。但米塞斯不care,他觉得数学的生命力就在于解决物理世界的问题。结果米塞斯呢?他在维也纳工业大学读完书,搞出来的博士论文叫《曲轴驱动中飞轮质量的确定》(1907年)。好家伙,这名字听着就像是在车间里打螺丝时想出来的。这就是米塞斯和那些沉迷于“学术自嗨”的教授们最大的区别。他从骨子里觉得,数学如果不能用来解释和改造真实的物理世界,那就是花拳绣腿,毫无卵用。 这和现在那些在PPT和论文里加石墨烯,AI掺力学吹牛,但算个稍微复杂的模型强度都能差出量级的研究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基本功极其扎实,他26岁就被斯特拉斯堡大学破格聘为应用数学正教授。大家要知道,在那个讲究论资排辈、熬白了头才能当正教授的德语学术圈,26岁的正教授,堪比你刚硕士毕业,校长就直接把学院院长的印章塞你手里。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国名校)为了接这个职位,理查德还入了普鲁士国籍。一切看起来顺风顺水。也就是在斯特拉斯堡,他遇到了让他一战封神的“硬骨头”——材料屈服问题。三、材料什么时候会「找不到北」?咱们判断一个东西会不会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一根铁丝去拉。拉力机上数值一读,哦,拉到250兆帕的时候,铁丝产生不可逆变形了(屈服了)。这个叫单向拉伸试验,简单,粗暴,小学生都能看懂。材料单向拉伸试验但在工程实际中,问题可没这么简单。比如你搞一个高压反应釜,或者一根承受弯矩和扭矩的机床主轴,它内部的一个微元体,受到的力是三维的、全方位的。有X轴的拉力,Y轴的压力,Z轴的剪切力。这就好比功夫片,主角是被一堆打手一拥而上围殴,早期的电影很难进行动作设计,只能让打手们挨个和主角对打,其他人在旁边晃,这样拍出来就很假。在1913年之前,工程界在这事儿上是一锅粥。大部分人都在瞎猜,属于是“马老师大意了,没有闪”,用脸盲目接招。当时稍微靠点谱的,是法国人特雷斯卡(Tresca)在1864年提出的最大剪应力理论(现在叫第三强度理论)。特雷斯卡说,别管受力多复杂,材料内部最大的那个“剪切摩擦力”达到临界值,材料就屈服。这个准则在当时用得挺广,但理查德·冯·米塞斯看了之后,眉头一皱,觉得事情并不简单。四、把数学的“美”变成物理的“真”米塞斯的思考起点:方程不够用了米塞斯在系统梳理前人理论时,重点研究了法国力学大师圣维南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理想塑性流动理论」。圣维南的初衷很好,但他留下了一个致命的数学缺陷:他的塑性流动方程组在三维受力状态下是欠定的,也就是说,方程的数量少于未知数的数量,在数学上无法完全求解。就像你写了三个未知数,却只有两个方程,解不出来。第一,数学上的不连续(不可微)。特雷斯卡准则在主应力空间中是一个六棱柱面,有六个尖锐的「棱角」。在数值计算和增量塑性力学中,这种不光滑的方程会带来灾难性的计算困难。就好比你开着车,道路突然有一个直角弯,你不得不急刹;而工程计算需要的是一条顺滑的高速公路。第二,它完全忽略了中间主应力。特雷斯卡准则只取决于最大和最小主应力,把中间主应力当成空气,这不符合连续介质的物理直觉。用通俗的话说,你用三只手指捏一个气球,特雷斯卡只看最用力和最不用力的那两只手,完全不管中间那只手的感受。从数学便利到物理本质的跃迁米塞斯开始思考:能不能找到一个数学上处处连续、光滑、可微,同时把三个主应力都考虑进去的完美几何图形来代替这个六棱柱?1913年,他在哥廷根科学学会的刊物上发表了奠基性论文《Mechanik der festen Körper im plastisch-deformablen Zustand》(《塑性变形状态下的固体力学》)。这篇论文展现了他天才的逻辑:第一步:剔除「静水压力」米塞斯首先认同了前人的共识:对于致密的金属材料,各向同性的均压(静水压力,比如把金属沉入万米深海)只会压缩体积,绝不会引起塑性屈服。想象一下,你对一块金属四面八方均匀施压,它只是变小了点,形状没变,内部晶体结构没有滑移,所以它不会屈服。因此,必须把总应力张量切分为两部分:球应力张量(静水压力,不导致屈服)和应力偏张量(导致剪切和形状改变的元凶)。这个切分本身就极其精妙的数学技巧——就像把一个人的行为分解为「本性」和「偏差」两部分,本性不影响结果,偏差才是关键。第二步:寻找最简单的二次型既然屈服只与「应力偏张量」有关,米塞斯利用高超的张量代数技巧,寻找应力偏张量的代数不变量。为了保证方程光滑、处处可微,最理想的代数形式就是二次齐次式。他推导出了应力偏张量的第二不变量 J₂,并断言:当 J₂ 达到一个材料常数时,材料发生屈服。展开成主应力形式,就变成了大名鼎鼎的米塞斯等效应力公式。在几何上,它在主应力空间中恰好代表一个无限长的正圆柱面。这个圆柱面的轴线被称为「等压轴」(Hydrostatic Axis)。只要受力点落在圆柱体内部,材料就处于弹性阶段;一旦触碰边界,材料就会发生不可逆的塑性屈服。有趣的是,米塞斯在1913年的论文中非常坦诚地写道:这个公式最初是为了「数学上的便利」(Mathematical Convenience)而构建的。因为它在几何上是一个完美光滑的正圆柱面,包裹在特雷斯卡六棱柱的外圈,没有任何尖角,每一个点都可以做微分运算。说白了,他就是嫌弃特雷斯卡那个「棱角分明」的六棱柱太丑、太难算,于是用数学家的审美直接造了一个更优雅的替代品。第三步:物理意义的补完但数学的优雅往往暗含着深刻的物理真理。1924年,德国力学家汉基(Heinrich Hencky)证明了米塞斯的数学公式在热力学上的物理本质——它恰好等于材料的「形状改变比能」(弹性畸变能,Distortion Strain Energy)。后人翻阅文献发现,早在1904年,波兰力学家胡伯(M. T. Huber)就从能量角度提出过类似概念,但由于当时用波兰语发表,且缺乏完整的塑性流动方程配套,未被国际重视。因此,米塞斯凭借一己之力,把一个零散的能量猜想,变成了一套逻辑自洽、数学闭环的完整力学体系。理论如何落地?实验打脸现场理论再漂亮,如果是花拳绣腿,一样没用。当时工程界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传统的特雷斯卡(六棱柱),一派支持新潮的米塞斯(圆柱体)。到底谁对?必须靠实验。在米塞斯的公式里,如果你对一根管子只施加纯扭转(纯剪切),它的屈服强度应该是单向拉伸的0.577倍(即根号三分之1)。而特雷斯卡准则是0.5倍。就差这0.077的微小差别。受限于当时(一战前后)粗糙的加载设备,大家死活测不准。直到1931年,英国皇家学会的实验大神 G. I. 泰勒(Taylor)和奎尼(Quinney)拉来了一堆高精度的薄壁金属管(铜、铝、软钢),又是拉伸又是扭转,进行了一场高精度多轴加载试验。实验结果一出来,整个力学界安静了。所有打出的实验数据点,几乎严丝合缝、像粘在上面一样,死死地贴合在米塞斯画出的那个“光滑圆柱面”上!而特雷斯卡的六棱柱在多轴状态下,误差明显偏大。一场持续近20年的理论拉锯战,以米塞斯的彻底封神而告终。从那天起,无论是造飞机、造航母、还是造大桥,只要是用塑性金属,米塞斯等效应力就是唯一的“圣经”。五、硝烟中的战机设计米塞斯靠着一个“把六棱柱搓圆”的强迫症念头,硬生生在纸上算出了现代工业仿真的地基。要是换做现在的某些“学术PPT架构师”,这时候肯定已经开始满世界申请经费、到处评奖、评头品足。然而在提出屈服准则的同一年(1913年),米塞斯做出了一个在当时惊世骇俗的举动——他考取了飞行员执照。在20世纪初,莱特兄弟的飞机才上天没几年。当时的飞机基本就是木头架子糊上布,发动机随时会罢 工,飞行员基本就是敢死队的代名词。当时的航空动力学,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跳大神”。但米塞斯敏锐地意识到,飞行的未来不应该靠冒险家的运气,而应该靠严谨的流体力学。所以,在搞定固体力学之后,米塞斯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更玄学、更让当代CFD工程师秃头的领域——流体力学与航空动力学。不仅如此,1913年夏天,他在大学里开设了全球第一门关于动力飞行的学术课程。他不是在教学生怎么摆弄操纵杆,而是在教他们怎么用微分方程去拆解升力、阻力和螺旋桨推力。他会带着学生去机场,自己钻进那个随时可能散架的驾驶舱,飞到天上去验证他的气动理论。这种“理论、实验、实战”三位一体的风格,就是典型的“米塞斯范儿”。然而,一年后的1914 年 6 月 28 日,发生了著名的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巡视时,被塞尔维亚族青年普林西普枪杀,一战爆发。米塞斯没有像某些精致利己主义者那样躲在后方搞什么“战略研究”,他直接作为志愿飞行员加入了祖国奥匈帝国空军。起初他在前线开侦察机,在那儿玩儿命。后来军方一看,不对啊,让这种天才去当炮灰太亏了,赶紧把他调回后方,委以重任:主持设计奥匈帝国的重型轰炸机。上过战场的热血青年是不一样,身形瘦削,眼神锐利这就是著名的“冯·米塞斯大飞机”。这架飞机拥有600马力(在那时候简直是怪兽级别),两台戴姆勒发动机驱动。米塞斯亲自设计了机翼的几何形状和螺旋桨的曲率。1916年,这架由纯粹的力学公式推导出来的巨兽成功试飞。虽然因为战争后期奥匈帝国物资匮乏,这飞机没能大规模量产,但这事儿给米塞斯留下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工程直觉。他在后来那本《航空学理论》(Theory of Flight)里写道:“飞机不是在真空中飞的,它是在一堆杂乱的、不稳定的、甚至是不讲理的气流中生存的。”六、柏林的黄金时代一战结束后,奥匈帝国土崩瓦解,斯特拉斯堡被划归法国。理查德·冯·米塞斯失去了教职。他先是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短暂过渡,随后迎来了人生的黄金时代。1920年,柏林大学聘请他担任应用数学教授,并任命他为新成立的柏林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在当时的德国,纯数学界的领袖是哥廷根的希尔伯特,而柏林则在米塞斯的执掌下,迅速成为全球应用数学与力学的最高殿堂。柏林大学(现在:柏林洪堡大学)为了给这个新兴学科开辟发声阵地,米塞斯在1921年创办了著名的《应用数学与力学杂志》(ZAMM),并亲自担任主编。时至今日,ZAMM依然是国际力学界最具权威性的学术期刊之一。这就像一个工程师,不仅自己技术牛,还弄了一个行业公 众号,且这个公 众号一直做到了今天。然而这个期刊在东方某大国的科研体系里面,给它的分区竟然是三区、四区。随便找几个中学生查查资料,也比他们分得合理。在柏林期间,米塞斯将目光投向了概率论。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概率论在数学大厦里像是一个「私生子」,缺乏严谨的逻辑公理基础。1919年到1928年间,米塞斯发表了一系列划时代的论文,并出版了名著《概率、统计和真理》,创立了现代概率论的频率学派。米塞斯的核心贡献是提出了「集体」的概念。他认为,概率只能定义在一个能够无限重复、且没有确定规律的随机事件序列之上。他为这个「集体」设定了两个严苛的公理:趋向稳定性(频率收敛于极限)和位置随机性(不可通过选择子序列改变概率)。虽然二十年后,苏联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用测度论建立了更被现代纯数学界接受的公理体系,但米塞斯不仅为概率论的实证应用奠定了哲学和数理基础,他的「不可预测性」概念还直接启发了后来计算机科学中「算法随机性」与「柯氏复杂性」的诞生。七、纳粹来了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米塞斯的人生已经堪称完美。但1933年来了,那个男人来了。希特勒上台,4月7日颁布《恢复专业文官制度法》,所有非雅利安血统的公职人员一律解雇。柏林大学瞬间成了重灾区。理查德·冯·米塞斯虽然是犹太人,但早在1930年就皈依了天主教,而且是一战老兵。按照最初的豁免条款,他本来可以暂时保住教职。他深刻意识到,理性的科学在狂热的意识形态面前已经荡然无存,于是他选择了辞职,性子就是这么刚。1933年10月,50岁的米塞斯主动递交辞呈,放弃了柏林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的位置,离开了奋斗十三年的学术故土。你想想看,一个50岁的人,正值学术巅峰,突然一切归零,而且连N+1都没有。这是什么滋味?他没有去英美,而是接受了一个听起来很离谱的邀请——去土耳其。当时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搞现代化改革,急需重组伊斯坦布尔大学。米塞斯被聘为应用数学系主任。伊斯坦布尔大学在土耳其的五年,他展现了惊人的韧性。从零开始搭建教学体系,用德语写讲义再请人翻译成土耳其语,还苦学了复杂的土耳其语。他出版了统计学和概率论的重要著作,指导了伊斯坦布尔大学数学系的四位博士生。这段经历,让我想到现在的很多技术移 民。一个人到了陌生的环境,语言不通,资源匮乏,但只要有真本事,照样能扎根发芽。在颠沛流离的流亡岁月中,有一个人始终坚定地陪伴在米塞斯身边——希尔达·盖林格(Hilda Geiringer)。盖林格是一位同样才华横溢的犹太裔女数学家。早在1921年,她就进入柏林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所担任米塞斯的助手。在长期的并肩战斗中,两人不仅在学术上高度默契(盖林格在塑性力学中发展了著名的「盖林格方程」),在情感上也结成了深厚的纽带。希尔达·盖林格Hilda Geiringer,当纳粹清洗柏林大学时,盖林格同样被解雇。她跟随米塞斯一同来到了伊斯坦布尔,继续担任他的副手。在异国他乡的漫漫长夜里,两个流亡的灵魂相濡以沫,科学与爱情成为了他们对抗动荡时代的武器。八、新大陆:从讲师做起1938年,随着凯末尔的逝世,土耳其政治局势变得扑朔迷离。同时,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两人的奥地利护照变成了废纸。理查德·冯·米塞斯明白,东方已非久留之地。1939年夏天,在二战爆发前夕,米塞斯和盖林格成功横渡大西洋,抵达美国。然而,新大陆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尽管米塞斯名震欧洲,哈佛大学最初只能为他提供一个年薪微薄、没有终身教职保障的「航空工程讲师」职位。面对从「柏林所长」到「哈佛讲师」的巨大落差,56岁的米塞斯表现出了极高的风骨。经历这么多,热血青年也老了,名头地位已不再重要,能有个地方安心搞自己喜爱的科研足矣。他毫无怨言,立刻投入到哈佛大学应用科学研究生的教学与科研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米塞斯在流体力学和航空动力学方面的造诣再次受到高度重视。他开始协助美国军方解决重型轰炸机设计、高速流体力学中的关键瓶颈。1944年,米塞斯将自己数十年的航空理论与实践经验结晶,汇编出版了经典巨著《航空学理论》(Theory of Flight)。这本书系统阐述了翼型理论、螺旋桨推进、飞机的稳定性与操纵性,成为了整整一代美国航空工程师的必读「圣经」。正是因为这些无可替代的贡献,哈佛大学终于在1944年晋升他为应用数学与空气动力学哥登·麦凯(Gordon McKay)讲座教授。在美国安定下来后,1943年,60岁的理查德·冯·米塞斯与陪伴了他二十多年的希尔达·盖林格正式登记结婚。暮年的米塞斯虽然身体每况愈下,但他对科学的探索从未停止。1953年7月14日,这位不知疲倦的科学巨匠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因病逝世,享年70岁。在他去世后,妻子希尔达·盖林格花费了数年时间,将他未完成的塑性力学和概率论遗稿悉数整理出版,完成了对爱人最后的致敬。九、两兄弟:平行的人生,永不相交的轨道理查德和路德维希,这对亲兄弟,一个成了力学巨匠,一个成了经济学宗师。但他们的关系,冷得像冰。米塞斯一家(最小的弟弟卡尔幼年死于猩红热)根源在于理念的根本冲突。路德维希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掌门人。他认为经济学规律是先验的,不需要统计数据检验,甚至反感在经济学里用数学。理查德则是彻底的实证主义者。他认为一切真理必须扎根于可观测的物理世界和可重复的数据。在他眼里,哥哥那种'不用数学'的经济学,缺乏科学根基。两人只要碰面,就会为'数学能不能解释人类和世界'吵得不可开交。有个广为流传的轶事:有人在路德维希面前提起力学或概率论的进展,路德维希会冷冷纠正——'你探讨的那位,是我的弟弟。在真正的科学世界里,只有一个米塞斯。'据穆瑞·罗斯巴德回忆,他曾问路德维希怎么看弟弟的书,路德维希板着脸回答:'我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都不同意。'而理查德在学术通信里也几乎从不提哥哥,全当对方不存在。两人流亡美国后,路德维希在纽约大学,理查德在哈佛,相距几百公里,却极少往来。彼此结婚、人生遭遇重大变故时,都没有互致问候。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哥哥用一生捍卫个体自由,对抗极权计划经济;弟弟用一生解构物质规律,用公式赋予机械结构承受重压的自由。当我们坐着由米塞斯准则算出的安全客机,飞越成千上万个由自由市场理论支撑的贸易港时,这两条平行线,其实早已在文明的基石里完成了交汇。十、学术版图汇总理查德·冯·米塞斯的研究横跨固体力学、流体力学、概率论三大领域。更狠的是,这三个方向不是割裂的,背后有一条统一的主线:用严格的数学公理,给混乱的物理世界建立秩序。固体力学:米塞斯屈服准则。Ansys、Abaqus这些软件里,判断材料是否屈服的底层逻辑就是他写的公式。没有这个准则,现代结构仿真根本玩不转。你打开任何一个有限元软件,后处理里那个'von Mises Stress'就是他的手笔。从特斯拉的电池壳到SpaceX的储罐,从大桥钢索到飞机起落架,全球工程师每天判断结构生死的那条红线,本质上就是他1913年的那组方程。流体力学:米塞斯变换(von Mises Transformation)。他把边界层方程里的空间坐标替换成流函数,把高度非线性的问题转化成更易求解的形式。这个技巧到现在还在用。概率论:频率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他的'集体'概念和不可预测性公理,启发了后来的算法随机性研究。你今天用的密码学、随机数生成器,背后都有他的思想。这种跨学科通吃的能力,放眼整个20世纪科学史,也没几个人能做到。来源:静界有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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