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设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当,数百万零件紧密配合把飞机送上蓝天,性能越好的飞机其各个系统配合就越好、越高效,这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同样团结、高效、出色的设计师队伍。
除此之外,一架好飞机必然有一个好的总设计师。飞机设计的周期长,难度大,因此总师需要时刻把一群杰出的人才团结在一起。除了技术水平外,没有相当的人格魅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根本干不了这个活。
作为航空航天系列的开篇,我想从人格、技术能力双顶级的徐舜寿总设计师写起,学习一下他的创业观、技术观、人生观。
在新中国航空史的相册里,有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一群穿着朴素、面庞青涩的年轻人围在一架银色的飞机前。站在人群中心的那个中年人,清癯稳重,目光深邃,他就是徐舜寿(1917年8月21日—1968年1月6日)。

航空工业第一代设计人员在歼教1前合影.徐舜寿(左三)
图来源:https://moment.rednet.cn/pc/content/2021/08/05/9748253.html
航空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架好飞机,必然颜值出众。这是因为性能好的飞机通常符合力学原理,外形自然就会协调紧凑。
更有意思的是,一架好飞机的设计总师几乎都是大帅哥。除了网上的图片,我混迹航空圈多年亲眼见过的总师,哪怕上了年纪的,无一不是倜傥潇洒、俊采星驰。徐舜寿更是如此,如果说飞机好看还有力学原理支撑,那么飞机设计师好看只能说是行业特色了。

徐舜寿
那个年代,没有ANSYS,没有Fluent,更没有每秒万亿次的超算。甚至在沈阳飞机设计室刚成立时,除了几个简陋的暖水瓶和几把砍柴刀(用来劈开物资箱),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但徐舜寿的上衣兜里常年装着两样东西:一把小计算尺和一把小梳子。
计算尺用来随时拉出数据、纠正错误;梳子用来随时梳理头皮——这是他在极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中保持冷静的“养生之道”。从工程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个小习惯其实暗合了认知负荷管理的原理:当大脑长时间处于高负荷运算状态时,适度的体感刺 激(比如梳理头皮带来的触觉反馈)可以帮助前额叶皮层维持清醒。一个连“养生”都透着工程思维的人,注定会成为一个体系的开创者。
1956年8月,39岁的徐舜寿受命组建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他的团队一共90多人,其中技术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2岁,大多是刚毕业的学生,真正见过真实飞机图纸的寥寥无几。用今天创业圈的话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冷启动”: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成熟团队,甚至连办公地点都是一排废弃多年的小平房。

我国首个飞机设计室旧址
图来源:http://www.mod.gov.cn/gfbw/gfjy_index/js_214151/4900339.html
但徐舜寿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力。他没有像行政官员那样发号施令,而是亲自设计、带头打造了带抽屉的绘图桌——这种桌子后来被顾诵芬院士回忆时称为“真想在徐总的指导下再做一张设计图”的经典之作。他还亲自编写了一套各专业的《基本功大纲》和《设计员手册》,这套大纲后来成为中国飞机设计的“操作手册”。歼教-1研制期间,他又建立了严格的设计工作制度和三级审查制度,采用集体审查方法,既保证了设计质量,又让年轻队伍的整体智慧和水平得到了充分发挥。
从“熟读”到“作诗”的创业哲学,贯穿了徐舜寿的一生。1956年之前,中国所谓的飞机制造基本是“照猫画虎”的仿制。徐舜寿对此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这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但如果不自己动手,永远‘不会作诗也会吟’。”他深知,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自己没有任何主动权。
徐舜寿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湖州市南浔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说起南浔徐家,当地有一段“三徐”佳话:父亲徐一冰是近代体育教育的先驱,1908年从日本回国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体育学校——中国体操学校;兄长徐迟是著名作家,那篇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便出自他的手笔;而徐舜寿自己,则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奠基人。

南浔古镇
体育、文学、航空,看似毫不相干,实则内核相通:都需要极强的专注力、对极限的突破,以及一种近乎偏执的精益求精。徐舜寿从小受家庭熏陶,养成了坚毅、好学的品格。他酷爱数学,曾获得吴兴县数学竞赛第一名——这个细节很有意思,一个未来的飞机设计大师,最早的竞争优势是纯数学。这也为他日后在力学推导上的深厚功底埋下了伏笔。
1933年9月,16岁的徐舜寿以优异成绩被金陵大学和清华大学同时录取。立志“航空救国”的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航空工程组。1935年12月9日,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与今天的航空院校学生到飞机制造厂实习类似,1937年6月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杭州笕桥中央飞机制造厂检验部门。不久,淞沪抗战爆发,日军飞机疯狂轰炸笕桥。“航空救国”的信念,从书生意气变成了血火中的誓言。

1937年 浙江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
图来源:http://www.laozhaopian5.com/minguo/763.html
笕桥工厂给徐舜寿的冲击是巨大的。作为中美合资企业,设计大权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里,中方人员只能做辅助性的检验工作。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我在检验部门工作,上司依靠洋人,气焰很盛。我看不惯。”这种“受制于人”的憋屈感,让他深刻理解了一个道理:没有自主设计能力,就永远只是别人产业链上的附庸。若干年后,他提出“熟读唐诗三百首,但不要唯米格论”——独立自主的精神,早在抗战时期就已深埋心中。
1937年毕业后不久,徐舜寿考入重庆中央大学航空机械特别研究班深造,1939年结业后到成都航空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员。在此期间,他苦心钻研飞机设计业务,与别人合作撰写出《飞机性能捷算法》,23岁便展现出卓越的理论创新能力。
1944年9月,徐舜寿被派往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公司实习。这家公司后来与道格拉斯合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商之一。在那里,他亲历了世界顶尖飞机的设计流程,参与了FD-1(”鬼怪“)和FD-2飞机的设计工作。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段经历相当于一个工程师去波音或空客做了一次“深度实习”。但徐舜寿的收获远不止流程经验。1946年,他进入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研究院进修力学——请注意,不是进修“飞机设计”,而是进修“力学”。这个选择极其精准:飞机设计的底层逻辑,终究是气动力、结构力与重力的精密博弈。

在麦克唐纳公司,他看到了“正规军”是怎么打仗的:设计室宽敞明亮,资料系统完备,计算设备先进,各专业协同有序。相比之下,1949年回国后他所面对的中国航空工业,几乎是“白手起家”——没有设计室,没有资料库,甚至没有一本系统的中文飞机设计教材。
但正是这种巨大的落差,锻造了徐舜寿独特的方法论:他必须把在国外学到的“豪华流程”,翻译成在极端简陋条件下可执行的“最小可行流程”。这就像一个现代软件工程师,既要懂云原生架构,也要能在破电脑上跑通核心代码。徐舜寿明白,飞机不是靠零件拼凑,而是靠坚实的数学和力学理论支撑。这个认知,让他在后来的创业岁月中,始终坚持“理论先行”,哪怕计算工具只有一把计算尺。
1946年8月,徐舜寿奉召回国,在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从事气动力研究,并担任“中运二号”和“中运三号”运输机的总体设计工作。1949年春,他所在的南昌第二飞机制造厂被迫迁往台湾,徐舜寿以送妻小回乡为由,毅然摆脱了国 民党的桎梏,在姐夫伍修权将军的指引下,携妻子宋蜀碧和女儿辗转来到已经解放的北平。1949年5月,他加入中国人民解 放军,被分配到东北航空学校机务处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满腔热情投身于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

徐舜寿(军装)
如果把1956年的沈阳飞机设计室比作一家科技创业公司,那么它的“创始人”徐舜寿面临的处境,可能比今天绝大多数创业者都要艰难。
首先是“选址”。一天晚饭后,徐舜寿与工作人员散步,无意间发现厂区里有一排弃置多年的小红房,门前遍地落叶,墙上布满青苔。在别人眼里这是垃圾堆,在他眼里这是“风水宝地”。他当即决定改造成办公室,并且做了一个非常“硅谷”的决定:把所有小房间打通,变成开放式大办公区。所有制图桌集中摆放,他自己的工位设在房屋一角——不是为了彰显地位,而是为了“无论遇到任何问题,都能第一时间发现并解决”。这种开放式办公的理念,在今天的高科技企业里司空见惯,但在1956年的中国,这是一种极具前瞻性的管理创新。
其次是“招人”。设计室初期只有三十多人,而一个完整的飞机设计团队至少需要上百人。徐舜寿亲自奔赴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和沈阳航空工业学校选拔毕业生。他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关键词:成绩、爱好、进取心。没有看家庭出身,没有看政治背景,只看这三条。根据这个标准,他挑选了七十多名毕业生,平均年龄22岁。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判断力。

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团队组建后,徐舜寿开始做“技术栈选型”。当时空军航校普遍使用的是螺旋桨活塞式后三点起落架的雅克-18中级教练机,已无法满足喷气式飞机的训练要求。设计室成立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这就是后来的歼教-1。他先后主持召开了多次次由空军领导、飞行员、地勤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在上级批准后,仅仅几个月就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方案设计。

雅克-18中级教练机(后三点起落架:两轮在前,一轮在后)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技术决策。当时工厂刚刚仿制成功苏联的米格-17喷气歼击机,从工厂来的设计人员对“米格型”飞机非常熟悉。按照最省力的路径,直接“参考”米格机的布局是最稳妥的。但徐舜寿做了一个在今天看来极具产品思维的决定:不唯米格论,采用两侧进气。

米格-17喷气歼击机(机头进气)
他的理由非常清晰:机头进气虽然简单,但严重限制了机载雷达的安装空间。未来先进飞机必须在机头预留雷达空间。两侧进气不仅符合气动发展方向,更为后续机型奠定了技术基础——后来的强-5、歼-8II都受益于这一设计决策。用一个产品经理的术语来说,徐舜寿在做“技术栈”与“架构前瞻性”之间的权衡时,果断选择了后者。

歼教-1(两侧进气)
为了验证两侧进气的可行性,徐舜寿将流体力学理论运用到了极致。在没有高速风洞的条件下,他利用低速风洞的有限数据,结合精密的解析计算,硬是推演出了进气道形状对发动机推力的影响曲线。他告诉年轻人:“你要告诉我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如果理论错了,算得再快也是垃圾。”这种对“第一性原理”的坚持,让团队在工具落后时,依然能靠理论敏锐度填补算力空缺。
歼教-1从1956年10月开始设计,到1958年7月26日首飞成功,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这个速度,在全世界飞机研制史上也实属罕见。更令人惊叹的是,它不仅是新中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飞机,也是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从“零”到“一”,徐舜寿用一把计算尺,划出了中国航空自主设计的起点。
今天的飞机设计可以在高性能工作站上进行数字建模,徐舜寿当年的工作只能依赖”手搓“。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既没有足以支撑气动计算的计算机,也没有成熟的实验环境。设计室仅有两台电动计算机,更重要的计算任务一安排,普通设计员就只能用手摇计算机。

手摇计算机
管德院士曾回忆,他刚到设计室时,徐舜寿对他能否坐得住冷板凳搞技术并没有太大信心——毕竟管德之前在机关跑上跑下,看起来更像搞行政的。于是徐舜寿交给他第一项技术工作:歼教-1理论外形的计算。为使飞机具有良好的气动特性,机翼、机身等外形均为曲面,表面必须平滑光顺。这就需要通过计算得出多个截面的曲线,每一段曲线由一段一段的样条曲线模拟。
日复一日,管德和几位技术人员用手摇计算机完成了海量计算。这项工作“技术上并没有太高要求,但计算繁琐,工作量很大”。徐舜寿用这种“笨办法”,筛选出了真正能沉下心来做技术的人。迄今为止,很多院所仍有类似的传统,新人刚进来一般做一些繁琐的基础工作,在不断重复中熟悉飞机结构和工作流程。
歼教-1设计过程中还有一个令人动容的细节:人体工程学的中国拓荒。当时苏式飞机存在“座舱盖碰头”“操纵手柄偏大”等问题,原因是按照苏联人的身材特征设计的。徐舜寿敏锐地察觉到,东西方人的体型差异会直接影响飞行员在极端载荷下的操作效率。
在物资匮乏的50年代,他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人体测量工程”。他带领团队14次走访全国飞行部队,与飞行员促膝长谈,收集了1400余名不同地区飞行员的身材数据——坐高、臂长、腿长、肩宽,逐项测量。在没有三维建模软件的情况下,他发动大家用胶泥、木头甚至废纸壳,在1:1的木制样机上反复捏塑、拼装操纵杆的手柄。他亲自钻进狭窄的模拟座舱,模拟飞行员在俯冲、盘旋时的动作,感受每一个开关的位置是否顺手。
这种“胶泥迭代”的方法论,与今天工业设计中常用的“快速原型”(Rapid Prototyping)不谋而合。唯一的区别是,今天的原型用3D打印几小时就能完成,而徐舜寿和他的团队需要花几周时间手工捏塑。但核心的工程逻辑完全一致:让设计尽早“触达”真实用户,在物理世界中验证假设,而不是等到图纸冻结才发现问题。
最终,他确立了中国飞机设计史上第一个符合中国人身体参数的座舱标准。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在那个崇尚“机器至上”的年代,显得极其前卫。如果我们把飞机看作一个“人机交互系统”,那么徐舜寿实际上是中国最早关注“用户体验”的工程师之一——只不过他的“用户”是飞行员,他的“界面”是座舱。

徐舜寿与飞行员交流
在工具极度匮乏的环境下,徐舜寿对“数据链”的追求近乎偏执。他要求:每一个计算结果都要写明依据,每一次设计改动都要留痕可追溯。在没有数据库的年代,他组织专人建立了“卡片索引”系统——上万张手写卡片,记录着每一个零件、每一组数据、每一次试验结果。这种在极端条件下对规范性的追求,实际上就是现代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的雏形。
作为那个时代的“创业者”,徐舜寿的管理智慧远超一个单纯的工程师。他明白,一个人的天才无法撑起一个国家的航空工业,必须建立“人才梯队”。他为刚进所的大学生制定了极其严格的“补课计划”,不仅教他们如何画线、如何计算力矩,更重要的是教他们如何查阅外文文献。他把自己从美国带回来的珍贵专业书籍无私地贡献出来,在那个信息高度闭塞的年代,这些书成了年轻工程师们的“灯塔”。
曾有后辈回忆,徐舜寿在审图时,从不轻易斥责,而是会温和地问:“这个地方的受力平衡,你有没有考虑过疲劳寿命?”老带新,师徒制,正是中国航空工业能够薪火相传的根本原因。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航空工业开始面临更深层的挑战:飞机不仅要飞起来,还要飞得快、飞得稳、活得久。徐舜寿的角色也从一个“初创者”转变为中国飞机设计理论体系的“架构师”。
1957年8月以后,徐舜寿又组织和领导了初教-6和强-5飞机的总体设计。初教-6针对当时空军航校普遍使用的雅克-18存在的问题,采用了前三点起落架和全金属蒙皮结构,1958年8月27日首飞成功,后来获得国家金质奖,大量装备部队并成批出口,至今仍在生产和出口。强-5则采用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面积律”理论——通过机身的收腰设计(俗称“蜂腰”)来降低超音速飞行时的跨音速阻力。

初教-6
从力学原理上看,面积律的本质是通过控制飞机在垂直于飞行方向上的投影面积分布,使得飞机在跨音速飞行时产生的激波阻力最小。这需要对整机的气动外形进行系统级的优化,而不是局部修修补补。徐舜寿在强-5上运用面积律,实际上是在中国航空界第一次实践了“系统优化”的设计思想——不是让各个部件各自为战,而是让机身、机翼、发动机舱作为一个整体,在力学性能上达到最优耦合。

强-5飞机(强击机主要为对地攻击飞机)
在那个年代,中国对跨音速气动力学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徐舜寿利用他在美国深造时打下的扎实力学功底,带领团队对面积律进行了海量的数学解析。他提出“每一克重量都要为了性能而存在”,这种极简主义的力学哲学,使得强-5在结构强度和载弹量之间达到了惊人的平衡,成为中国空军服役时间最长的传奇机型之一。
徐舜寿对“飞机寿命”的前瞻性研究,更是体现了一个力学家对“看不见的危险”的敏锐嗅觉。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航空界大多关注如何提升飞行速度和高度,而徐舜寿却把目光投向了冷门且极其艰难的领域:飞机疲劳与寿命。当时许多苏式战机在服役一段时间后,机翼连接处会出现微小裂纹,甚至导致空中解体。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解决疲劳力学问题,中国研制的飞机将只是“易耗品”。
1965年,徐舜寿在疗养期间编译了苏联出版的《飞机寿命》一书。他还组织603所强度室技术人员广泛收集资料,与西北大学联合编辑出版了《疲劳译文集》,首次向国内系统地介绍飞机结构的疲劳问题以及“安全寿命”设计准则。在没有大型计算机模拟、没有自动化疲劳试验台的条件下,他提出:飞机的寿命不是拍脑袋定的,而是要通过力学模型算出来的。这种对“微观损伤”的关注,保护了无数飞行员的生命,也为后来中国飞机的寿命设计奠定了理论底色。

飞机疲劳试验:通过长时间反复加载验证飞机疲劳寿命
徐舜寿还参与了“两弹一星”工程中的关键任务。他接受并领导了中国供核试验用取样器的设计(代号“09工程”)和利用飞机投放氢弹的可行性研究(代号“816任务”)。为研究氢弹爆炸对载机的影响,他亲临模拟试验现场指导试爆,实测数据,分析研究,得出正确结论后立即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为中央下决心用飞机投放氢弹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601所(我国航空院所的代号都是6字开头)担任技术副所长期间,徐舜寿还负责了米格-21的仿制以及歼-8的论证工作。歼-8作为中国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其研制过程面临着跨音速抖振等世界级难题。虽然1964年徐舜寿调任西安,未能亲历歼-8最终攻克难关的全过程,但他早期建立的气动力设计体系、三级审查制度和人才培养机制,为歼-8设计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看,歼-8的每一条翼型曲线里,都藏着徐舜寿当年制定的“设计语法”。

歼8飞机的优美外形,让它得到了”空中蔡国庆“的称号
1964年,徐舜寿调任西安大型飞机设计研究所(603所,现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任技术副所长兼首任总设计师,负责该所的组建和大型飞机的设计。这是他的“第三次创业”——从沈阳到西安,从教练机,到歼击机,再到大型飞机,他始终站在中国航空工业最需要他的地方。妻子宋蜀碧问他:这时候你愿意调走吗?回答是:“只要是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在603所,他组织领导了伊尔-28飞机的改装后风扇涡喷发动机设计,并为运-7的研制做了积极贡献。1966年4月,为了打破外国飞机一统国内民用航线的被动局面,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指示以603所技术力量为主仿制、设计运-7飞机。徐舜寿为这个项目倾注了大量心血。面对大型飞机这个更复杂的系统工程,他依然保持着那份对力学理论的敬畏和对设计规范的严苛。

运7飞机
徐舜寿的一生,若只以他参与设计的机型来衡量,那只是看到了冰山的一角。他更伟大的贡献在于,他在一片荒原上,通过“科研创业”的方式,为中国航空工业建立了一套严谨、科学、具有前瞻性的研发体系。
在用人方面,徐舜寿有一套独到的“人才模型”。他认为工程设计单位需要两种人才:“常规上的快手”和“关键上的专家”。前者是指一般工程师,是常规计算分析的快手和打样画图的能手,能做到“老马识途”;后者是指在关键理论和课题研究上有较深造诣、在确定方案时能拍板定案的专家。他坚持“优选培养法”和“自然淘汰法”,为航空事业筛选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包括后来成为中国航空界泰斗的顾诵芬、管德、陈一坚、屠基达、陆孝彭等人,当时都只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徐舜寿是名副其实的”设计师“的设计师。
徐舜寿对他们的培养几乎是“拆解式”的。他会把一份复杂的国外技术手册交给年轻人,不仅让他们翻译,还要求推导其中的每一个公式,并说明这在中国的工艺水平下是否可行。顾诵芬院士曾深情回忆:“徐主任不仅是教我们怎么设计飞机,更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一个科学工作者。”

顾诵芬院士
管德院士最初被徐舜寿安排做歼教-1理论外形的计算时,内心未必没有委屈——这工作繁琐而基础。但正是这种“从最基本做起”的训练,让管德后来成为中国飞机气动弹性专业的奠基人之一。徐舜寿深知,航空设计没有捷径,所有的大厦都必须从地基开始。

管德院士
徐舜寿建立了一套“三级审查制度”和“技术档案制度”。他要求:每一架飞机的每一次计算、每一个小改动,都必须有据可查。由于没有数据库,他就组织专人建立“卡片索引”。这种在极端条件下对规范性的追求,实际上是现代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的雏形。
在技术管理上,徐舜寿鼓励学术争论,哪怕是一个资历最浅的技术员,只要在力学推导上能站住脚,他也敢于支持其推翻专家的结论。这种“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氛围,是中国早期科研机构中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他还密切关注世界航空技术发展趋势,自学多国语言,通过各种渠道订购英、美、法、德的航空杂志和论文,为团队打开国际视野。
陈一坚院士回忆,1964年他随徐舜寿转战西北组建603所时,徐舜寿有意识地让他走完飞机设计全过程:总体、气动、结构、强度,并安排他做自己的技术助理。即使在运-7项目被“文革”中断期间,陈一坚仍不忘徐舜寿的嘱托,自学了疲劳力学和断裂力学,编写了我国第一份飞机疲劳试验大纲。这种“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却又“扶上马送一程”的培养方式,正是徐舜寿育人哲学的精髓。

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院士,他培养了后来运20总设计师唐长红院士
1966年后,徐舜寿的生活陷入了巨大的动荡。即便在被关进简陋的“牛棚”时,这位飞机设计师的风骨与学者本色依然没有崩塌。有一个细节至今令人动容:在被批斗、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日子里,徐舜寿利用一切碎片时间,在昏暗的灯光下,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和少量的参考资料,继续翻译世界最前沿的航空著作。
他把那些厚厚的手稿视作生命,那是他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留给中国航空工业最后的、也是最珍贵的“算法”。
从沈阳的歼-8到西安的飞豹,从上海的大飞机梦到成都的歼-10,从运-20到C919,每一项成就的基因里,都能找到徐舜寿当年的影子。徐总的一生是创业的一生,没有队伍,就拉起一帮年轻人从0开始,没有教材就自己翻译、编撰,没有经验就边摸索边积累。他留下的最珍贵的财富,是一批受过严格科学训练、具备国际视野的技术骨干。如今他播下的种子已经在大江南北生根,中国航空工业的自主设计之路,已经没有人能阻挡了。

今天的我们,坐在高性能工作站前,用Fluent跑流体仿真,用ABAQUS做结构分析,用Python写自动化脚本。我们的算力是前辈们的百万倍,我们的工具是他们的千万倍。但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的工程问题时,是否还能保持那份“每一个数据都要有逻辑支撑”的严谨?是否还能在“没有路”的时候,用力学理论和工程直觉,硬生生蹚出一条路来?
当我们今天谈论“卡脖子”技术、谈论“自主可控”时,徐总的故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他早就明确给出了答案:从零开始,钻研技术,锻炼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