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书生对马克思的纪念
我是一个坚定的无党派人士，但他老人家对我思想影响很大。作为报答，似乎应该写点什么，纪念一下他200的诞辰。
我是从中学政治课上学习马克思理论的。当时政治课是我最讨厌一门课、考试也一直扯后腿。那时，我还给政治课编了一个段子：因为我是对的，所以我是对的。
对政治课态度的改变，大约是到宝钢研究院以后。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辩证法的重要性。选项目、做项目时知道了要在发展中看问题、知道了尺度变化导致的影响、知道了从各个侧面看问题。这些道理，对我从事创新活动特别有帮助。这时我才发现：政治课上讲的很多道理都是对的——我讨厌的其实是把哲学当成诡辩、当成培养驯服工具的手段、当成要背诵的教条。回想起来，对马克思的学问和思想，天天讲政治的人也未必真懂；相反，他们是是伪君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对创新理论特别感兴趣。有些朋友说，我讲技术像讲哲学——其实，我就是用发展的逻辑讲技术：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会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将来要向何处发展、发展中会有哪些误区和障碍........技术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孤立地看待技术你就看不深、看不深就不能比别人更早地抓住机会、抓不住机会你就不会创新只会跟随和模仿.......
最近几年研究智能制造，我感觉这是一件对人类社会有巨大影响的变革：可以和铁器的发明、蒸汽机的发明相比。讲课或讨论问题时，常常提到马克思。
去年到工程院讨论智能制造时，我对周院长说：我过去一直不信“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这句话，但现在信了。我意识到：工作其实有两种：人愿意做的和不愿做的。很多80多岁的大企业家，早已衣食无忧、赚钱多少对他的生活毫无影响，依旧不想退休。换句话说，工作本身就是他的需要、能给他带来成就感。我们知道，智能制造能够代替人、去做一些人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这件事意义重大：久而久之，剩下的都是人们愿意做的事情。那时，“工作”就会变成所有人的需要了。当然，到了共产主义，大家都富有了，都不再为生计发愁了。
马克思对我的第二个影响，就是对价值观、金钱观的再认识。
我现在讲智能制造的发展规律，最常讲的就是技术经济发展的规律。不理解经济规律，就不理解智能制造将会如何发展、为什么这么发展、为什么先进技术常常没用。理解创新，就一定要从“企业逐利”的角度去把逻辑打通。
马克思一直强调经济是基础。这一点，我过去理解不深。对这个问题理解了，对自己也有很大的好处。我最讨厌小气鬼、自私鬼。老妈总说我“太仗义疏财了”： 90年代初读研究生时，每月能挣400块钱，但基本上都用在朋友吃喝上了。长期以来，我对钱确实不是太在乎。97年博士毕业，有几家单位分别开出1万、6千、5千的月薪，我居然选择了月薪2500的宝钢。直到现在，和人谈钱还有点觉得不好意思。
几年前，有件事对我的价值观冲击很大。有位优秀的年轻朋友辞职创业、从东北来到上海。那时孩子刚出生，夫人也为他而辞职。但创业之后遭遇了各种不顺：最需要钱的时候却失去了工作。一时想不开自 杀了。这件事对我刺 激很大：没有经济基础的保障，别说对外人好了，连家人都对不住、自己的性命都难保。所以，我常对儿子说：你真的要学会挣钱，否则做不成好人。也常对外甥说：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就别怪父母管教你。
从人性的角度看，经济上不是问题的时候，很多人是愿意做善事、愿意做公益、愿意做奉献的。这都不是唱高调，前提是经济上不必为生存犯愁、最好是有了充分的经济自由。很多人祖祖辈辈达不到经济自由的程度、长期生活在经济困顿的环境里，也就容易变成“小气鬼”、“自私鬼”了。很多人小时候有“仗义疏财”的豪气、喜欢周围人们的褒奖，甚至会抱怨父母守财奴。其实就是因为体会不到父母生活的艰辛。
好的生活是以经济上相对自由为前提的。去年9月，我决定从宝钢辞职到清华做访问学者，过一段自己喜欢的、自由的校园生活。“自由”是很多人所向往的，但前提依然是经济基础。所以，我离开清华之前，为最坏的可能性做了准备。还好，半年多下来，经济上基本做到了收支平衡。对此，我很欣慰。
很多人抱怨，中国科技搞不好。为什么呢？仍然可以从经济上找原因。
比如，我们知道：好的科研工作往往是兴趣驱动的。王元先生说：能做出好成绩来的，往往是年轻人和不出名的人。然而，这些有能力、有兴趣的人，却缺少经济基础！ 自己和家人养活不了，就不能为自己的兴趣去工作。他们必须为职称、岗位、为了老婆孩子去写一些明知没用、自己也不愿意看的论文。所以，我真心建议：中国科技要发展，不要把资金都投给那些名头大的“牛人”，而是要普遍提高年轻人的生活待遇，让他们有可以安心做研究的环境。如果国内一流高校的年轻人都被经济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不可能科技强国。我曾劝我的一位博士后学生不要留在上海，就是因为不想让他因房子的压力而受到胁迫。
马克思写出了很多伟大的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恩格斯的经济支持。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这些年，很多朋友劝我：写本关于智能制造或者工业大数据的书吧，对国家是有利的！ 这一点我相信，但实在抽不出这个精力。若按我自己的要求，写好一本书可能要花一年的时间。这一年里，谁替我养家糊口呢？10多年前写的《管中窥道》那本小册子时，其实是拿宝钢的时间为国家做贡献。国家某顶级智库约我写篇文章，我差点放弃：就是因为花了10多天的时间，感觉有点耽误不起了。现在坚持写这个公 众号，其实也要下点决心的。
不久前，北大林校长突然成为网红。原因之一是他在道歉信里提到的不要质疑和焦虑。在我读到他的潜台词：不要焦虑和质疑，针对的是社会、政治而非科技。按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不要再出“某四”这种事了。愿望是让学生做好手头的工作、为国家做贡献，对自己也好。这些话其实蛮实在的、比整天唱高调的伪君子好得多。蓝翔技校的校长曾经说：“咱们蓝翔的人，学厨师就要把菜做好，学挖掘机就把土挖好，不要像北大、清华的学生那样玩虚的”。两位校长说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要务实、只是针对的人群不同。对于多数人来说，先要把自己的日子搞好、经济上没啥问题了，再去想高尚的东西。
然而，我们从内心里喜欢和崇拜的人却不是这样的。
小时候，我们背诵：“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位卑未敢忘忧国，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话让我感动。读《战争与和平》时，看到安德烈公爵父亲说：“如果你在战场上战死，我会非常难过的；但如果你贪生怕死而活着，我会更加难过。”我忍不住眼泪。因为作为父亲，我根本说不出这些话。
和古圣先贤相比，我差在什么地方？ 我想，我缺乏贵族精神。贵族精神的另外一面就是不务实、为理想而奋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就是典型的贵族精神。要是务实的话就会说：命都没有了，要自由干什么？
贵族精神的培养其实也与经济性有关的。很难相信每天为了生存而劳累得疲惫不堪的人会有族精神，有的话也是极少数。年轻时贫苦的范仲淹为什么也会贵族精神？我想，至少有人给他饭吃，而且不用为了养活子女而奋斗。如果他放着父母子女的生死于不顾而追求“高尚”，我是不赞成的。
总体上看，经济对人性影响很大。“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人的本性中原本会有趋于高尚的一面。但在现实的各种压力下，尤其是在生存压力下，自私、怯懦、卑鄙、虚伪的一面才逐渐显现出来、甚至成为主流。有时候，单凭教育是没有用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现实的教育总是会胜过言辞。其实，如果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对生活也比较满意，一般不容易变得太坏。这就是犹太人常说的：要做一个好人，先做一个富人。
过去，上海等城市人说农村人素质低、如随地吐痰。这其实正常，经济基础不一样啊！我相信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好、人的素质总体上会越来越高，因为经济大体上总是越来越好的（背后的原因是生产知识总是越积累越多、生产力毕竟越来越发展）。到了共产主义，大家都成了“富人”，所有人“觉悟”自然也就高了。所以，对未来要充满希望。
好了，飞机要下降了。就写到这里吧。真的希望马克思的在天之灵能够看到我的这篇文纪念章，为200年后有人理解他而感到欣慰，也顺便给我点个赞。过会儿要为女儿挣奶粉钱了。把儿女养大才是我后半生最大的责任。基本责任做不到，高尚就是虚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