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说“不看帽子”，为什么科研圈还是放不下“帽子”？

“不唯帽子”并不是一个新提法。2020年的教育评价改革文件就提出，要推进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不得简单把人才称号作为科研项目、职称评聘、评优评奖等方面的限制性条件。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2026年7月，相关讲话再次强调：防止简单以称号头衔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创新资源。

 

官方原文摘录图｜来源：教育部官网

这些表述释放的信号很清楚：问题并不在于所有荣誉称号都没有价值，而在于不能让一个称号同时承担过多的人才识别、待遇确定和资源配置功能。但现实中，“帽子”之所以难以降温，恰恰与这些功能仍然存在有关。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刘忠范院士在公开采访中谈到科研“内卷”，将其中一种表现概括为：抢帽子、抢资源、抢荣誉。

 

刘忠范院士谈科研“内卷”｜公开视频画面

这与他此前多次讨论的“帽子”问题一脉相承。2023年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刘忠范就谈到，科研人员忙于经费、论文、奖励和各种人才称号，而“帽子”一旦与现实利益紧密相连，就很难仅仅被当成一种荣誉。

这也解释了一个常见现象：大家未必真的迷恋称号本身，但如果某个称号能够成为招聘、晋升、资源配置和学术认可中的快捷信号，个体自然会把它纳入自己的职业规划。

 

示意图｜“帽子”如何形成自我强化

在近日刊发的采访报道中，张宏院士把镜头更多地对准了青年科研人员。他谈到，一些年轻PI面对工资、经费、人才称号、学生培养以及聘期考核等多重压力，“3年要到什么程度，5年要到什么程度”，一旦错过关键节点，职业发展就可能受到影响。

 

张宏院士谈青年科研人员的评价压力｜采访画面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全国高校都实行统一的“3年”“5年”考核，更不能简单概括为“必须拿到某个基金才能留下”。不同高校、科研院所的预聘期、考核标准和晋升路径差别很大。但对部分青年科研人员而言，在有限时间内证明科研能力、争取稳定岗位，确实是一种现实压力。

 

官方原文摘录图｜教育部等六部门，2025年

2025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出台的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指导意见，已经对此作出回应：实施预聘长聘制的高校要以培养和留用人才为出发点，科学设置预聘期；同时提出合理设置高校评价标准，不把人才称号作为高校评价指标，避免再层层分解为青年教师的考核指标。

对青年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科研成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而聘期却是确定的。如果评价周期过短、指标过于刚性，最理性的选择就可能不是冒险做长期问题，而是优先完成更容易被识别的成果。

一个重要原因是：真正评价科研能力很难，而识别一个称号很容易。

要判断一项研究是否原创，需要真正懂这个领域；要判断一个青年科研人员的潜力，需要看长期轨迹；要判断一个成果的价值，也不能只看发表在哪里。这些都需要小同行投入大量时间进行判断。相比之下，一个人才称号、一个重要基金、一个高层次学术荣誉，都是非常醒目的信号。

院士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按照中国科学院现行制度，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同时，院士在院士增选中具有推荐候选人、参加选举投票等制度性职责和参与权；现行办法也明确要求院士增选“不以‘帽子’进行评判”。

 

制度原文摘录图｜中国科学院学部与院士

这些安排主要体现院士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承担的推荐、选举和咨询评议职责；同时，现行行为规范也明确禁止以院士称号谋取不正当利益。但从评价机制看，当一个学术荣誉同时具有高度社会认可和制度性参与功能时，它的影响力自然远超过一张证书。

饶毅早在2015年的公开访谈中就提出过类似担忧：院士制度不能从荣誉制度异化为利益制度，应让院士头衔回归荣誉表彰。这一观点虽然提出得很早，但今天读来仍与“帽子治理”形成呼应。

如果把问题简单归结为“科研人员太功利”，其实解释不了为什么“帽子治理”已经推进多年，“帽子焦虑”却仍然反复出现。

更现实的解释是：只要一个称号仍然能明显影响组织判断、职业机会和资源获得，个体就很难把它只当作荣誉。对已经建立学术地位的人来说，淡化头衔可能相对容易；对仍在聘期和晋升通道里的年轻人来说，这往往是一个更现实的职业选择题。

当“帽子”更多回归荣誉，而不再成为评价科研人员最省事的捷径，科研圈对“帽子”的依赖，才可能真正慢慢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