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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丨上交大:增材制造燃气轮机涡轮叶片的扰流柱三维形貌对流动换热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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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流柱单元是涡轮叶片内部冷却中常见的增强换热的手段。随着先进加工方法的成熟发展,部分涡轮叶片逐步开始采用增材制造的方式进行加工。为了研究增材制造表面特征对扰流柱流动换热的影响,本文开展计算机断层扫描(CT)实验,测得铸造和增材制造加工的涡轮叶片扰流柱单元的表面特征,表面特征显示增材制造相较于铸造平均增加了85%的粗糙度,且圆形度较低。采用数值模拟的方式依次探索了包括光滑扰流柱在内的三种扰流柱在不同雷诺数下的流动换热特性。仿真结果表明:仅从增加粗糙度的角度考虑,加工方式引入的表面粗糙度变化能够增强换热,相对于光滑壁面设置,增材制造的提升换热效果更加明显,最大分别可以提升21%和10%的上、下端壁换热,同时增材制造工艺也会导致流动损失增加;进一步考虑加工方式引入的表面形貌的变化,增材制造的扰流柱表面起伏较大,引起流动在扰流柱表面过早分离,对换热起到了削弱的作用。

关键词:燃气轮机;涡轮叶片冷却;扰流柱;强化换热;增材制造;CT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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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满足工程应用中对燃气轮机更高效率的追求,涡轮前入口温度在不断提高,目前已经远远超过金属所能承受的极限温度。为了避免涡轮叶片热烧蚀,冷却技术的引入是极其关键的。常用的冷却技术包括外部冷却和内部冷却,其中内部冷却通过把冷却空气通入叶片内部的专门通道进行冷却,其冷却性能依赖于内部通道的几何结构设计。扰流柱排列是增强内部冷却较为常见的结构布置。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叶片加工所引入的表面结构特征对扰流柱的换热性能影响往往是不能忽视的,因此厘清加工制造引入的表面特征在涡轮叶片内部扰流柱冷却过程中流动换热的影响一直是相关领域人员的关注方向。


作为典型的涡轮叶片内部换热单元,扰流柱冷却通过增大换热面积,增强流动掺混来增强内部表面的对流换热。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关于扰流柱表面特征对其流动换热影响的相关研究。Pham等通过k-ω湍流模型仿真分析了C型端壁对于圆柱扰流柱换热方面的影响。Luo等提出了一种弯曲扰流柱的设计,并通过realizable k-ε数值模拟方法验证了其优于传统的右上扰流柱的换热性能。Zhou等采用SST k-ω模型研究了不同形状的扰流柱横截面(方形、圆形、椭圆形、NACA叶型轮廓和水滴形)对扰流柱换热的影响,发现椭圆形和NACA叶型轮廓的扰流柱换热最好。Yeranee等同样研究了不同形状的扰流柱(圆柱、方菱形、三角形和优化型)的流动换热性能,数值模拟发现优化型结果从增强流动掺混和增加换热面积两个方面起到了对换热的增强作用。除了几何形状,一部分学者研究了扰流柱表面粗糙度对流动换热的影响。Buresti通过开放式喷气风洞实验,研究表面粗糙度对圆柱绕流中亚临界、临界、超临界和过临界状态转变的影响。雷诺数在2.6×104~2.8×105,相对粗糙度在1.0×10−3~12×10−3,实验证实了粗糙度对扰流流态的显著影响,特别是粗糙度可以缩短过渡区域,在高粗糙度的圆柱中甚至可能消失。李广超等模拟并分析了在不同粗糙度下,雷诺数在Re=1×104~5×104的局部和平均努塞尔数分布,发现粗糙度的增加使扰流柱表面平均换热系数增大;雷诺数越大时,粗糙度对换热系数的影响越明显。根据以上的研究可以发现,扰流柱及其端壁的表面形貌特征对于其本身的流动换热特性影响是显著的。


目前,随着金属增材制造技术的成熟发展,新的加工方式引入的特殊表面结构对加工件应用过程中流热方面的影响亟需开展相关的评估研究。Kaur等通过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CT)扫描和光学轮廓仪对增材制造部件进行了表面形貌获取,并以此进行数值模拟建模,研究了其对十四面体晶格的流动换热的影响。增材制造方法在涡轮叶片冷却领域同样开始普及,Snyder等采用CT扫描技术获得了不同加工角度的气膜孔样,扫描的结果表面气膜孔内部流道的加工偏差受到加工角度明显的影响。Furgeson等同样采用CT扫描技术获得了某种增材制造型孔的内部流道特征,发现气膜孔的实际直径要大于设计值,而气膜孔壁面厚度则略小于设计值。可以发现,增材制造对叶片气膜冷却孔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但是目前有关涡轮叶片扰流柱的增材制造表面形貌表征以及相关的流动换热影响研究较少。


因此,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正是基于CT扫描技术分布,获取增材叶片和传统铸造叶片内部扰流柱几何结构与表面特征,通过直接对加工的扰流柱进行计算域的建模,采用数值模拟的方式探讨两种加工方式的表面结构对扰流柱单元流动换热的影响。研究结果首先将与典型圆柱绕流努塞尔数实验关联式进行验证,后续从努塞尔数、流动损失等方面进行讨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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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1 叶片加工与扰流柱形貌提取

本文首先通过金属铸造和增材制造分别获得了两种加工方式下的某实验型号涡轮叶片。为了获取叶片内部冷却通道内的扰流柱及其两端壁面的表面特征,常规的光学形貌测量方法是无法实现的。参考Kaur等通过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CT)法对燃气轮机叶片尾缘针翅结构表面形貌扫描的方法,本文采用相同的方法对本实验获得的真实叶片进行扫描,具体测量方法如图1(a)所示,通过把测试叶片的尾缘部分放置在旋转载物台上环形扫描即可获得其内部的形貌特征。对叶片扫描后,实际加工获得的叶片模型如图1(b)和(c)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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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计算机断层扫描(CT)法获得的叶片模型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某实验型号涡轮叶片内部的扰流柱单元,采用CT扫描的方法分别扫描了叶片内多个扰流柱的表面形貌,获取了两种加工制造方式下的扰流柱单元模型各个位置的平均表面粗糙度。随后测量了同一排6个扰流柱的直径,选取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扰流柱单元开展后续的研究,该扰流柱的表面形貌特征与未选择的扰流柱是相似的,且直径最接近6个扰流柱的平均直径,如图2所示。具体的扰流柱形貌如图3所示,选取了从扰流柱根部的向上的7个截面的数据进行两种加工方式下典型扰流柱形貌的分析,其中各处的截面的水利直径dₙ与圆形度φ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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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为各个截面的面积,C为各个截面的周长,光滑扰流柱在叶片内的设计直径为1mm。通常,圆形度φ的取值在0~1之间,等于1则表明是标准的圆,越接近1表示该截面接近圆形,远小于1时表示该截面形状偏离圆形,可能是不规则或者是椭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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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扰流柱单元提取

图3表明铸造扰流柱的直径变化较大,扰流柱与端壁连接处呈现扩张的喇叭状,但是圆形度比较接近1;增材制造扰流柱的直径变化较小,但是存在很多不规则的截面,这是因为在金属粉末固化过程中温度控制不均匀,扰流柱表面存在更多的加工缺陷,也表现得更加粗糙。


表1总结了7个截面上扰流柱直径与圆形度的统计数据,其结果与图3观察到的结果是一致的,并且增材制造的扰流柱平均直径要大于铸造扰流柱。此外,根据CT扫描获得的上下端壁及扰流柱形貌,计算了三个表面上的算术平均粗糙度Ra,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铸造所引入的表面粗糙度要小于金属增材制造所引入的表面粗糙度,其中金属增材制造的上壁面粗糙度要远大于铸造所引入的粗糙度。相较于铸造,增材制造引入的粗糙度在三个面上平均增加了85%的粗糙度。后续的研究正是基于实际加工获得的扰流柱形貌进行计算域的简化建模,同时将光滑扰流柱作为对比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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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两种加工方式扰流柱形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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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加工方式下扰流柱形貌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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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加工方式下的扰流柱及上下端壁算术平均粗糙度Ra(单位:μm)

2.2 数值模拟验证

为了匹配雷诺数以及后续圆柱绕流实验关联式的验证,本文将光滑扰流柱放大8倍(D=8mm)进行计算。由于对于单个扰流柱单元的附近端壁曲率变化不大,计算域模型的上下端壁简化为平直壁面,夹角与扰流柱所处位置的上下壁面夹角一致,经过测量为12.6°。整个计算域几何参数如图4所示,除了光滑壁面的扰流柱外,还建立了铸造和金属增材制造获得的扰流柱计算域模型,铸造和增材制造扰流柱根据表1中的平均直径放大到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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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扰流柱单元计算域

根据以前学者对扰流柱研究采用的湍流模型,本文采用SSTk-ω湍流模型来计算扰流柱附近的流动与换热。在进行本文的数值模拟研究之前,首先需要对湍流模型进行验证。模型验证的计算域如下图5所示,速度入口按照不同的雷诺数(Re=2917、5835、9725、14587)分别设置,雷诺数定义见式(3),来流温度为318.15K;出口静压为0.1MPa,温度为318.15K;上下壁面与圆柱壁面设置为恒温壁面,温度为298.15K;前后两边则为周期性边界条件。圆柱中截面的热流密度通过数值模拟获得,温差已知,因此数值模拟的圆柱中间截面上的平均努塞尔数可由式(4)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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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雷诺数的增大,努塞尔数的增强表面圆柱表面的换热是增强的。同时雷诺数越大,仿真获得的圆柱绕流平均努塞尔数与实验关联式所计算的相对误差越小。当雷诺数大于9000左右时,预测误差在3%以内。同时本文对比了在高雷诺数条件下圆柱表面随角度θ变化的局部努塞尔数分布,从图6可知,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的量值与趋势是一致的,预测的回升点均在80°左右,因此湍流模型的选择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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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湍流模型验证计算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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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局部努塞尔数分布(Re=7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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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雷诺数卜仿真与实验关联式获得的圆柱周向

平均努塞尔数对比

对于带有增材制造特征的扰流柱单元计算域,采用Fluent meshing进行多面体网格的划分,网格的细节如图7(a)所示,在扰流柱的壁面上对网格进行了加密,同时在所有壁面上附加了棱柱层网格,第一层网格厚度为了保证复杂形状扰流柱表面的计算精度,保证y+在1左右。为了验证网格无关性,本文计算了平均努塞尔数随网格数目的变化和扰流柱前缘驻点位置沿着z方向上压力随网格数目的变化曲线,分别如图 7(b)和(c)所示。从结果可以看出,随着网格数目的增加,换热和压强结果随着网格数目改变而变化的幅度在逐渐减小,当网格数目大于15万时,计算结果可以认为已经趋于稳定,考虑到计算效率与计算准确度,后续的光滑扰流柱、铸造扰流柱和金属增材制造扰流柱均按照15.5万网格的生成方式进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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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计算域多面体网格划分与网格独立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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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在验证完湍流模型的合理性和网格数目的无关性后,将与验证湍流模型时采用的边界条件设置赋予后续的扰流柱单元计算域。其中扰流柱本身保留CT扫描获得的表面形貌特征。上下端壁则根据FLUENT内部常用的沙砾模型赋予粗糙度,其中等效沙砾直径Ks按照式(6)的变换关系分别计算并设置,粗糙度均匀度Cs默认为0.5。为了验证此类壁面粗糙度添加方法的可靠性,根据粗糙壁面圆柱绕流的换热实验结果,首先在图5的计算域中的圆柱表面赋予了Ks/D=900×10−5量级的粗糙度,随后进行了两个不同来流雷诺数下的验证,将仿真获得的平均努塞尔数与实验经验关联式结果进行对比,其中光滑壁面采用式(5)进行计算,粗糙壁面采用式(7)进行计算,表4中结果显示仿真计算的换热努塞尔数与实验结果的相对误差均在5%以内,并且在壁面添加均匀粗糙度能够增强壁面的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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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圆柱周向平均努塞尔数对比验证

后续正式计算的工况除了加工方式不同的扰流柱计算域以外,本文还研究了不同来流雷诺数(Re=8536、17071、25606)下对扰流柱流动换热的影响,雷诺数范围涵盖了叶片内部扰流柱内的大多数来流情况,本节后续将讨论数值模拟结果。

3.1 不同加工方式下的扰流柱流场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增材制造加工的扰流柱对内部流动的影响,本文提取了z/D=0.5平面上的流场进行分析。图8显示了Re=17071时z/D=0.5平面上的流线以及标准化速度云图,其中光滑扰流柱和铸造扰流柱在该平面上的流场是比较对称的,而金属增材制造获得的扰流柱因其表面突起的不对称性,从扰流柱右侧经过的流体出现分离壁面的现象要早于光滑扰流柱,流体分离后的扰流柱壁面努塞尔数将因此大幅减小。


图9绘制了Re=17071下的z/D=0.5平面上的湍动能云图,其中湍动能使用入口速度的平方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可以看到金属增材制造扰流柱下游的湍动能水平最高,光滑扰流柱的最低。湍动能越大,说明该区域的湍流水平越高,能量掺混传递的越快,越有利于该区域对应端壁的换热。此外,由于增材制造引起的扰流柱不对称性在湍动能分布上的表现更加明显,铸造和金属增材制造扰流柱均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湍动能不对称分布。


最后,图9对比了不同雷诺数下各种加工方式的扰流柱的阻力因子大小。阻力因子的定义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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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𝑝in和𝑝out分别为流体域入口和出口的压力,𝜌in为入口处来流的密度,𝐷H为入口水力直径,𝐿为整个计算域长度。对于所有工况,随着雷诺数的增大,阻力因子不断增大,其中铸造的扰流柱在低雷诺数下阻力因子要略小于光滑扰流柱,这主要是由于铸造扰流柱表面在靠近中部区域的直径较小,使得其对流道的阻塞面积小导致的;铸造扰流柱与端壁之间为渐扩连接,衔接更加光顺,能够减小马蹄涡等二次流的流动损失。而在高雷诺数下,由于壁面粗糙度导致摩擦引起的损失占主导,因而铸造扰流柱的阻力因子大于光滑扰流柱的。对于金属增材制造加工获得的扰流柱,由于其表面粗糙度远大于另外两种构型,其阻力因子在不同工况下都是最大的,并且在高雷诺数下损失系数要明显高于光滑和铸造扰流柱扰流柱。其中,在本文雷诺数研究范围内流经金属增材制造获得的扰流柱时阻力因子最大,最大流动损失增加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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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三种扰流柱的绕流流场(Re=17071,z/D=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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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三种扰流柱下游的湍动能分布(Re=17071,z/D=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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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扰流柱单元的阻力因子𝑓随雷诺数的变化 

3.2 不同加工方式和雷诺数对扰流柱表面努塞尔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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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不同加工方式和雷诺数下的扰流柱表面努塞尔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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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扰流柱的面平均努塞尔数随雷诺数的变化

3.3 不同加工方式和雷诺数对上下端壁表面努塞尔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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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增材制造粗糙度下的下端壁换热仅仅略强于铸造粗糙度的,并且二者也是要大于光滑下端壁的换热。粗糙度对换热的增强随着雷诺数的增加也愈发明显。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上节中扰流柱表面的换热结果,由于端壁并未引入真正的形貌而是仅仅设置了粗糙度数值变化,所以相较于光滑端壁,铸造和金属增材制造的上下端壁的换热均得到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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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不同加工方式和雷诺数下的上下端壁表面努塞尔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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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上下端壁的面平均努塞尔数随雷诺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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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相较于铸造工艺,增材制造加工方式引入的粗糙度在三个面上平均增加了85%的粗糙度,其扰流柱的平均圆形度为0.832,铸造的为0.995,同时增材制造扰流柱沿径向的直径变化要大于铸造扰流柱;


(2)扰流柱能够增强下游的湍动能,从而增强掺混,提高扰流柱端壁的换热,并且端壁的粗糙度越大,换热越强。其中增材制造方式相较于光滑的扰流柱单元壁面能够提高上端壁7%~21%的换热,提高下端壁1.3%~10%的换热;铸造的上下端壁提升量分别为2.5%~12%和0.2%~9.8%。


(3)除了能够增强换热,增材制造引入的表面形貌以及端壁粗糙度会增大流动损失,其中金属增材制造的扰流柱最大增加1.6%的流动损失。


(4)本研究范围内,考虑加工引入的表面特征,相较于光滑扰流柱,铸造工艺下引入的表面形貌能够略微提高扰流柱表面的努塞尔数;而增材制造工艺下引入的表面形貌会导致扰流柱表面流动死区较多,绕流流动过早分离,进一步地将轻微削弱扰流柱本身的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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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两机动力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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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布时间:202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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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叶片鸟撞事件的数学建模如图1所示,风扇叶片以角速度ω绕发动机中心轴线x轴顺时针旋转。由于鸟类飞行速度远小于飞机飞行速度,通常忽略鸟的飞行速度,将飞机飞行速度作为撞击过程中鸟体与飞机的相对速度。因此,鸟体以相对飞机飞行速度v沿发动机轴向被吸入,与风扇叶片发生撞击,撞击位置位于沿发动机轴线转动半径r处,该位置叶片的线速度为vb=ωr,叶片前缘与x轴的夹角(叶片前缘角)为α。如图2所示,将鸟体相对飞机的飞行速度v和撞击位置的叶片线速度vb分解至vb该位置叶盆面的法向和切向(x'y'坐标系),分解至叶盆面法向的速度分量差即为鸟体与叶片的相对撞击速度vc=vbn-vn。 图1 风扇叶片鸟撞理论分析模型 图2 鸟体与风扇叶片相对撞击速度被叶片切割分开的鸟体与风扇叶片撞击的能量表达式如下: 从式(1)可以看出,撞击能Ec的大小不仅取决于鸟体与风扇叶片的相对撞击速度vc,还取决于与叶片发生撞击的鸟体质量mc。由于转子转速、鸟的大小和叶片疏密的不同,鸟与风扇叶片撞击的最大质量也不相同。鸟体模型是长径比(长度l与直径d的比值)2:1建立的圆柱体。如图3所示,鸟撞事件中可能的最大撞击质量是当鸟体进入风扇旋转区域时(t₀时刻),刚好擦过1号叶片前缘叶背面,鸟体继续沿发动机轴向飞行,2号叶片与鸟体发生撞击的对应质量(t₁时刻)。最大撞击质量为鸟体进入风扇旋转区域长度为l₁的部分。 图3 可能最大撞击质量将可能撞击的最大鸟体质量式(3)和鸟体与风扇叶片的相对撞击速度式(2)代入撞击能表达式(1)中,可得到式(4): 1.2 最危险飞行速度分析通过式(4)可知撞击能Ec是关于飞机飞行速度v的三次函数,以飞机飞行速度v为函数变量,其他参数为常数,存在撞击能Ec关于飞机飞行速度v的极值问题,将撞击能Ec表达为三次函数如下: 各参数具有实际物理意义为正值,除叶根部分位置叶片前缘角小于0°,其他位置叶片前缘角小于90°大于0°,sin⁡α和cosα位于第一象限其值为正,可判断a>0,b<0,c>0。对一元三次函数进行图像性质分析可知此时函数图像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飞机飞行速度v在(0,v2)区间内撞击能Ec存在极大值,此时飞机飞行速度v₁为最危险飞行速度。在鸟撞位置r不变的情况下,最危险飞行速度v₁只与风扇转速ω有关,与鸟的质量和大小无关。根据三次函数性质,最危险飞行速度v₁和最危险飞行速度区间终点v₂的表达式如下: 图4 撞击能与飞机速度函数图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分析时假定了叶片为刚体,在撞击过程中不会产生开口、卷曲和变形。然而实际鸟撞事件中,风扇叶片在受到鸟类撞击后会发生变形,其前缘角α也会随之减小。从式(10)和式(11)可以看出,前缘角α的减小会导致最危险飞行速度v₁和其区间终点v₂增大。下面通过飞机飞行速度v与撞击能Ec的一元三次函数性质进行最危险速度分析。现代风扇设计中常用的叶尖切线速度范围为250m/s~500m/s,易发生鸟撞事件的飞机飞行速度范围为100m/s~300m/s,假定受鸟撞前叶尖前缘角α为50°,而在鸟撞过程中叶尖变形,前缘角α减小至20°。根据式(10)可以得到考虑鸟撞叶片变形前后的最危险飞行速度v₁,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鸟撞导致叶片变形使得最危险飞行速度v₁增大,且大概率超过了飞机的实际飞行速度。考虑鸟撞过程中叶片的变形后,表现出在飞机实际飞行速度内,飞行速度越大,风扇叶片鸟撞损伤程度越严重的单调递增规律,这与工程经验和实际认识相符。 表1 考虑鸟撞叶片变形前后的最危险飞行速度2鸟撞等效应力的定义基于鸟撞事件中动能关系定义的撞击能只能反映鸟体与风扇叶片的撞击程度。要进一步描述并评估鸟撞事件中的最危险工况,还需通过叶片的抗鸟撞关键结构参数,将撞击能与风扇叶片的结构损伤相关联。本文通过引入叶片前缘厚度q,类比应力定义鸟撞等效应力C来描述风扇叶片受鸟撞的损伤程度。通过量纲分析,将撞击能Ec(量纲:N·m)与撞击处叶片前缘厚度q的三次方(量纲:m3)的比值定义为鸟撞等效应力(量纲:N/m2),表达式如下: 通过鸟撞等效应力的大小,可以量化风扇叶片在鸟撞事件中的损伤程度。对于采用相同材料的叶片而言,鸟撞等效应力越大,叶片在鸟撞后产生的变形就越显著,从而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危害影响。利用鸟撞等效应力可以快速评估不同工况下风扇叶片的鸟撞损伤程度及其最危险工况;在相同工况条件下,鸟撞等效应力的相反数可作为叶片抗鸟撞刚度的量化指标,以定量评估不同叶型的抗鸟撞能力。因此,鸟撞等效应力可为风扇叶片设计阶段的抗鸟撞能力优化以及试验阶段的考核方案制定提供高效的分析工具和理论依据。为描述真实叶片任一高度的前缘角α和前缘厚度q,需要获取叶片各特征截面的叶型参数。通过已知的叶型特征截面参数:前缘角θ和前缘厚度χ,对任一高度的叶片前缘角α和前缘厚度q进行一次多项式插值拟合。得到任一高度的叶片前缘角表达式如下: 通常越靠近叶尖叶片的前缘角α越大,越靠近叶根叶片的前缘厚度q越大。将任一高度的叶片前缘角式(13)和前缘厚度式(14)带入式(12),得到考虑叶型结构参数的鸟撞等效应力表达式如下: 3风扇叶片鸟撞最危险工况及损伤评估风扇叶片鸟撞仿真分析方法的准确性已得到充分验证,本文通过数值仿真结果来验证鸟撞等效应力的有效性。采用LS-Dyna软件建立真实风扇叶片鸟撞的显式动力学模型,风扇叶片材料模型通过动态力学试验进行标定,仿真结果与整机吞鸟试验吻合较好。基于这些验证和试验,对各工况下的鸟撞损伤进行了仿真分析。其中,鸟体质量为350g,模型为长径比2:1的圆柱体,采用SPH方法建模;风扇叶片采用六面体实体单元,风扇叶片材料TC6采用经过标定的Johnson-Cook本构模型。根据GJB 241A-2010选取可能发生鸟撞的发动机状态A、B、C进行分析评估,并对可能发生鸟撞的低空突防状态D进行分析,各状态下参数如表2所示。 表2 各状态下发动机风扇转速及飞机飞行速度如图5所示,通过计算不同状态下不同撞击位置对应的鸟撞等效应力,确定了各工况下的最危险撞击位置。计算结果表明,A和C状态在撞击81%叶高处的鸟撞等效应力最大,最危险撞击位置为81%叶高处;B状态在撞击75%叶高处的鸟撞等效应力最大,最危险撞击位置为75%叶高处;D状态在撞击叶尖处的鸟撞等效应力最大,最危险撞击位置为叶尖。 图5 不同工况下的最危险撞击位置1) 最危险工况分析:在A、B、C、D状态下,350g鸟撞击80%叶高时的有效塑型应变云图如图6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撞击位置在80%叶高时,A状态的损伤最为严重,有5片叶片受损明显,其中4片叶片出现开口;C状态次之,有5片叶片受损明显,仅有2片叶片出现开口,且开口程度小于A状态;B状态有3片叶片受损,其中1片叶片出现开口;D状态有2片叶片受损,其中1片叶片出现凹坑。采用仿真与鸟撞等效应力分析不同工况下的鸟撞损伤程度,得到的结果一致。 图6 鸟撞80%叶高各状态下有效塑性应变云图2) 最危险撞击位置分析:在B状态下,350g鸟撞击80%、75%和70%叶高时的有效塑型应变云图如图7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B状态下,撞击75%叶高时的损伤最为严重,有4片叶片受损,其中2片叶片出现开口;撞击80%叶高时有3片叶片受损,其中1片叶片出现开口;鸟撞70%叶高时有3片叶片受损,其中1片叶片出现开口。采用仿真与鸟撞等效应力分析不同撞击位置的鸟撞损伤程度,得到的结果一致。 图7 状态B下不同撞击位置有效塑性应变云图3) 飞机飞行速度的影响分析:为研究不同飞机飞行速度对风扇叶片鸟撞损伤的影响,在A状态转速下350g鸟以80m/s,100m/s和120m/s的速度撞击80%叶高。表3展示了鸟撞等效应力及仿真过程中叶片与鸟之间的最大撞击力。结果表明,飞机飞行速度越快,叶片与鸟之间的最大撞击力也越大,撞击程度也更加剧烈。然而,鸟撞等效应力呈现出相反趋势。在相同或相近转速下,鸟撞等效应力未能正确反映风扇叶片的鸟撞损伤程度。但是,最大撞击力与叶片前缘厚度无关,因此在评价不同撞击位置的鸟撞损伤和不同叶型的抗鸟撞能力时,无法提供有效的指导。 表3 A状态下不同飞机飞行速度鸟撞损伤指标对比在A、B、C、D状态的转速下,飞机以100m/s的速度飞行,350g鸟撞击80%叶高时的鸟撞等效应力和有效塑性应变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D状态鸟撞等效应力最大,A状态次之,B状态再次之,C状态最小;有效塑性应变为A状态最大,B状态次之,C状态再次之,D状态最小。仿真得到各状态下风扇叶片鸟撞后叶片开口的局部特写如图8所示。可以看出,D状态下鸟撞后叶片的开口程度最大,A状态次之,B状态再次之,C状态最小,与鸟撞等效应力分析得到的结果一致,与有效塑性应变的分析结果不符。由于有效塑性应变无法反映单元失效的多少,在叶片出现开口、掉块、断裂等情况时,有效塑性应变不能作为反映鸟撞损伤程度的量化指标。 表4 100m/s速度不同状态下鸟撞损伤指标对比 图8 鸟撞80%叶高各状态下叶片开口局部特写在根据能量和叶片抗鸟撞关键结构参数定义鸟撞等效应力的过程中,将叶片假设为刚体,该假设与实际情况不符。导致在分析飞机飞行速度对风扇叶片鸟撞损伤的影响时存在局限性。在风扇转速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鸟撞等效应力未能正确反映不同飞行速度对叶片鸟撞损伤程度的影响;在分析不同发动机状态,风扇转速相差较大的情况下。由于叶片受鸟撞位置的线速度通常大于飞机飞行速度,风扇转速的作用比飞机飞行速度对鸟撞损伤程度的影响更大。因此,在分析易发生鸟撞事件的典型发动机状态下,鸟撞等效应力能正确反映风扇叶片鸟撞的最危险工况及其损伤程度。4)鸟体质量的影响分析:根据鸟撞等效应力的表达式(式(15)),在相同工况下,鸟体质量的变化不会改变风扇叶片鸟撞的最危险撞击位置。表5对比了A状态下100g、350g和1000g鸟撞击80%、70%和60%叶高的鸟撞等效应力和仿真得到的有效塑性应变。其中,100g、350g和1000g鸟撞击80%叶高的有效塑性应变云图如图9所示。从表5和图9可以看出,100g、350g和1000g鸟撞击80%叶高时产生的有效塑性应变最大;100g鸟撞击80%叶高时有4片叶片受损,其有效塑性应变为0.52;350g鸟撞击80%叶高时有5片叶片受损,其有效塑性应变为0.77;1000g鸟撞击80%叶高时有8片叶片受损,其有效塑性应变为1.25。鸟撞等效应力和仿真分析得到的趋势一致:鸟体质量的增加会导致叶片损伤数量增加,且损伤程度增大。但不会改变该发动机状态下的最危险撞击位置。 表5 A状态下不同质量鸟撞损伤指标对比 图9 A状态下不同质量的鸟撞击80%叶高的有效塑性应变云图4结论本文通过对风扇叶片鸟撞过程及其数学模型的研究,定义了鸟撞等效应力描述叶片抗鸟撞能力,并评估最危险鸟撞工况,得出以下结论:1)风扇叶片鸟撞损伤的关键影响因素包括风扇转速、飞机飞行速度、撞击位置以及叶片前缘角和前缘厚度。这些因素相互耦合,因此在分析发动机风扇叶片鸟撞的最危险工况和最危险撞击位置时,必须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2)在初始爬升状态(A状态)转速下,350g鸟以80m/s,100m/s和120m/s的速度撞击80%叶高。此时,叶片与鸟之间的最大撞击力分别为44kN、67kN和72kN,而鸟撞等效应力为3404GPa、3326GPa和3013GPa。可以看出,两者趋势相反。由于鸟撞等效应力将叶片视为刚体,因此在相同或相近的风扇转速下,采用鸟撞等效应力分析不同飞机飞行速度对鸟撞损伤程度的影响可能与实际不符;3)不同工况下,风扇叶片鸟撞的最危险撞击位置有所不同。最危险撞击位置受风扇转速、飞机飞行速度以及叶片前缘角和前缘厚度的影响,而与鸟的大小和质量无关。鸟体质量的增加会导致叶片损伤数量和损伤程度的增加,但不会改变风扇叶片鸟撞的最危险位置;4)采用鸟撞等效应力分析方法,可以快速评估易发生鸟撞的典型工况下,不同风扇转速、不同撞击位置以及不同鸟体大小的风扇叶片损伤程度。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在风扇叶片抗鸟撞初步设计阶段进行量化分析,快速评估风扇叶片的抗鸟撞能力,还可以在试验阶段为制定风扇部件鸟撞摸底试验方案和整机吞鸟考核试验方案提供参考。声明: 本文来源于网络, 仅供交流分享, 若涉及版权等问题请留言, 我们会及时处理 来源:两机动力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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