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而发：听王新奎先生谈贸易战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新奎先生名气不是特别大，却是上海滩乃至全国真正有见地的学者。他从江朱时代就是上海主要领导的智囊，并被当今中央领导信任。

 他昨天市委统战部请讲中美贸易战，我特地请假去听。听完之后，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有了深刻的认识，更是进一步认识到：再不提高创新能力真的不行了！

王先生昨天谈到产能过剩严重时，有个有趣的观点：因为政府和国企借了钱可以不还。对领导来说，成了是政绩、败了也不会对他咋地。换句话说，产能过剩的本质是经济问题：个人和局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不一致。由此我引申：中国科技为什么搞不好？在我看来，也是经济问题：个人和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

我常对人说起在安徽绩溪山村里见到的精美木雕：几百年前工匠的水平已经非常高。后来为什么没有了呢？背后其实是经济原因：几百年前有市场（地主老财）、为工匠提供市场；解放后有钱人没了，工匠没了市场。他们不能再靠着精雕细刻生存了，要转行做普通木工活了。总之：工匠能存在，关键是经济上容易生存。

这个逻辑也适合科技和研发活动：认真工作的研发人员，在体制内的路子越走越窄，人数就会越来越少。

但有趣的是：科技人员的路子越走越窄，却与国家的高度重视科技有关!  正如孔子所言：欲速，则不达。

孔子这句话被中国近现代史反复证明：想靠大跃进发展经济，结果差点导致经济崩溃；想靠文革改变落后文化，结果却是小人得志、文化崩溃；想靠先进思想教育提高干部觉悟，结果却培养出大批两面人，当面做人背后做鬼；想不惜一切代价把足球搞好，国足成绩却越来越差；向科教领域投资越来越多，选拔 出来的“帽子人才”却往往变成论文学者、只会“纸上谈兵”，把企业望坑里面带。

为什么会“欲速，则不达”？

对于那些客观上“快不起来”的工作，一定要求快的时候，人们只能去包装、去浮夸、去说谎、去偷工减料、去偷换概念。当铃铛重视了，踏踏实实做工作的人会因为“慢”而挨批、被边缘化，而善于包装、去浮夸、去说谎、去偷工减料、去偷换概念的人却得志了。这样认真做事的人难以生存，自然会越来越少。

优秀的人才不愿意搞技术，已经相当普遍。我担任教授级高工评委时，就发现：有些人工作水平非常高，但写的论文实在是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善于表达的人，往往去当官去了，故而剩下不善言辞的人才搞技术了。

当官的好处太多了，可谓名利双收。当了官之后，可以得到很多资源；有了资源可以指挥下面的人、下面的成绩都是他的。即便没有成绩，也可以包装出成绩。反之，没有资源的话，干得再好也难以获得“帽子”。铁道部原副总工贪腐的原因之一居然是评院士需要钱。这件事要引申出去，可以说的话就太敏感了。

“行政”这条线的吸引力太大，对科技工作显然没好处。宝钢股份刚成立时，我曾对时任总经理的艾总建议：要建立行政和技术双通道，不要把人都吸引去当官。艾总对我的发言非常重视，还特地嘱咐我写个东西给他。后来，宝钢真的建立了首席制。我想，这个制度对宝钢后来的发展还是有益的。

中国的高科技不赚钱，还有很多客观原因。这些原因要从全球化的角度才能看明白。人们常说：中国的发动机、芯片、工业软件等技术就是搞不好。背后其实就是经济原因：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两个客观事实：1、这些技术都需要多年的积累，不是短时间就能赶上国外的。2、你的技术比别人差时，别人赚钱，你却会亏钱。所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不赚钱是正常的、赚钱才是不正常的。相关能够在付出巨大努力之后生存下来，已经不容易了。

国外有先发优势，我们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行业几乎无法反败为胜。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什么情况下，中国能够反败为胜？要反败为胜，关键是用我们的优势去对付别人的劣势。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优势有两点：1、廉价劳动力 2、市场大。利用好这两个优势，容易突破的地方、按照合适的路径进行突破。华为、腾讯、高铁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本质上依靠的都是这些优势。

当然，在利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还要有特殊的“招数”来“出奇制胜”。高铁就是一个典型，西方发达国家非常不爽。可惜的是：有些“奇招”是不能总是用的——美国贸易战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把你的这些“奇招”给堵住。

过去我讲中国科技界面临两个拐点：我国人口与发展阶段带来的拐点，一个是ICT技术带来的拐点。现在看来要增加新的一个：全球化形势改变带来的拐点。

传统创新有两种突破口：一种是从高质量突破、从服务高端用户开始；如飞机发动机、健康产业。一种是从低成本切入、服务大量低端；福特的汽车生产线、部分互联网服务就是这种模式。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技术进步主要是后一种模式。而后一种模式依靠的资源，恰恰就是劳动力成本和人口基数带来的经济性优势。

现在贸易战开始，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发展威胁到发达 国家的第一种模式了。第一种模式的企业产量不一定大，却往往掌握高精尖技术，会产生大量隐形冠军的高科技企业。中国未来的高科技创新，要走好这种模式。

我有一种担心：第一种模式越是成功，第二种模式的路子越是难走：习惯于快速发大财，对长期投入发小财不感兴趣；评价指和资源配置方式标按照第一种设计，抑制第二种工作；第一种的成功掩盖了第二种的失败，抑制了我国的科技改革——那些整天高喊“厉害了，我的国！”的家伙，差不多就是这些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家伙和历史上溜须拍马的乱臣贼子差不多。如果满朝都是吹牛的声音，中国梦就真的只能是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