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快与慢

本文是老友樊志宏博士对未来国家社会将如何发展的思考。樊兄从政多年，却一直保留着当今罕见的学者风范。在他的身上，能看到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又能看到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科学与真理的精神。读了这篇文章，让我想起殷瑞钰院士15年前讲过的一句话：做大事时“快不得、慢不得”；做事要只争朝夕、却不能急于求成。国家发展，自然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慢就是快。孔子曾说“知所先后，近乎道也”。同样也可以说：“ 知所快慢，近乎道也”。原文部分内容发表于2020年4月24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

中华文明史很长，人类文明史更长，从中可以看到很多的百年之变、百年之争。当下，我们又迎来了新的百年之变，世界发展历史进程的“分水岭”味道似乎越来越浓：有些事物在加快变化，并在变化中不断引发更多新的变化；有些事物的变化则在趋缓，甚至开始向历史深处倒卷、回潮。对此，我们应该有些怎样的认知呢？

一、百年之变是个什么尺度，往往决定于什么因素？

百年是超越个人寿命的尺度，是跨越三、四代人职业寿命的尺度，显然要跳出个人及代际的视界来审视。

对于人类个体来说，往往需要十年以上时间的钻研苦修，才能在某一专业领域有所成就，决定其成才与否的是其天赋、教育、际遇和努力。这是个人视界可普遍观察到的经验，也是我们后面要涉及到的专业化劳动分工的经济性。

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欧洲近代以来有个经验说法，即至少要经过三代的接续努力才能培养出一代“贵族”。其中，第一代专注于赚钱致富，然后培养第二代受教育、承继并壮大家业，进而第三代在家族财富的支撑下，从小就衣食无忧、受教良好，可以更多循着自己的兴趣自由发展。那些早期的大科学家、大思想者大多是贵族出身，而中国也有不少世家延续数十代而家门兴盛不断。

三代人的职业寿命接续起来，大致约为一个百年。为什么会存在这个家族成长的“百年之变”经验呢？一个可行的解释是：时间资源的配置是不可逆的。每代人的出生成长、受教育，以及在工作中继续学习成长等，也都是不可逆的。因此有些家族个体成长变量的质变，就不是在时间上可往复循环的，不是某一代的个体就能独立实现飞跃和质变的，而是需要上一代人为下一代人打好基础，循着时间之矢，通过代际之间的接续传承、跨越提升，才能逐步演进出其决定性的影响力。

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更是这样。决定社会长周期运动变迁的，绝不是一些浅表层、短视界的因素，而必然是那些循着进步本源、深入历史主脉、超越个体视界的基础性变量。它们在长时段中厚重地累积着量变、缓慢地沉淀成质变，它们的眼光始终聚焦在个人或代际视界之外的、往往是几代人之后的“远方”。因此，对于习惯于个人视界的普通人来说，观察这些变量，往往感受不到它们有什么急功近利，总是给人一副不慌不忙、从容缓进的样子。但从跨代际的长视界来看，这些变量往往能、也往往只有这些变量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枝叶一岁一枯荣，时光中欢歌而烂漫；树干和根脉却在沉静中刻下年轮、密布深处，富集着一岁又一岁枝叶穿越时光的不竭力量。百年之变，就像这树干和根脉，只会是社会基础性变量之变。因此，百年之变，也可以看作是“百年基变”。

二、哪些基础性变量决定着人类社会的“百年基变”？

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关键是要搞清楚历史的逻辑。借古喻今、以古鉴今，如果只是让历史史实赤 裸裸地穿越至今，就可能过于简单。历史的辩证发展，一定是基于历史进程并合乎历史逻辑的演进；对历史的辩证研究，也一定要致力于将历史史实纳入到一个假说模型中，来解读历史某一变迁运动的内在演绎逻辑，以求在不断证伪的过程中，实现假说模型更为精准、更逼近现实的解释性和预测性。也就是说，要合乎逻辑，就必须在历史思维中更多地融入科学思维，让理性主义的光芒照耀历史，以指引当下的知与行更具前瞻性、系统性和合理性。

从时空维度来看，我们通过架构逻辑演绎的假说模型来解释某种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合逻辑性，要么是沿空间横轴进行时空横切面的分析，要么是沿历史纵轴进行时空纵切面的分析。要穷百年之变，显然更应该采用后一种分析思路和框架。

这也就是说，我们要深刻认识“百年基变”，并解读出其历程中基础性变量的内在运动机理，就还是要回到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路径上来。古典经济学伴随着现代科学及其精神的孕育而生，是最先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运动进行科学逻辑观察分析的学科之一。古典经济学家们对劳动价值创造和分工理论的开拓发展，决定着他们的分析框架一定是落在时空的纵切面上。相较而言，新古典经济学依托的演绎假说体系，主要是解释社会经济体系横切面的合理性。因此，前者才是我们进行本文分析所应遵循的分析框架。

传承古典经济学的学者们，特别是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学者们认为，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沿时间轴的边际报酬递增效应，是劳动分工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财富增长的关键，其主要体现在劳动分工引发的专业化经济和贸易交易促进的规模化经济两个方面。

分工是人类个体在给定先天和外界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策略和选择，社会分工带来全社会专业化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的整体跃升，进而突破给定约束条件的束缚。当这一类故事在一段时期内多领域、集群式地上演，就开始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其中，科学革命对应的是人类社会认知水平的大幅跃升，技术革命对应的是人类社会实践能力的大幅跃升。

分工带来了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同时带来了对合作、交易需求的大量增长，并使得合作或交易也更难以达成，即交易成本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演化出各种经济制度，有效降低了交易费用，从而使得分工能够得以进行并不断深化。

以上论述表明，能够主导人类社会百年以上长时段发展演进的，就是需要人类个体倾注十年乃至数十年时间努力的专业化分工的不断分化深化，以及由此形成并可在代际之间接续传承发展的知识的不断创新创造，还有与专业化分工相伴相生、互为依托的制度创新。

概言之，知识创新、制度创新，就是我们所假说的能够引发推动“百年基变”的两大基础性变量。历史史实反复证明，知识的累积创新绝不是个“快变量”。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科学突破在其取得之初，总是鲜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准确预判，其对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和巨大价值。那些摘取科学皇冠的“巨人”们无不是人类纯真求索意识和无畏攀登精神的典范。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历史演进中看到，制度创新更不是个“快变量”，它一直都贯穿于人类社会知识、技术、产业、经济等演进变革的进程中，长久低调、间或高昂，长久缓慢、间或停滞甚至后卷回流。这也决定了其创新步伐必然要滞后于知识创新。

当然，比这两个变量更基础的是人文思想，她是人类社会一切运动变化的初心本源、方向引领和动力支撑。所有的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都源自于人文思想的传承，再创新升华为人文思想进步的接续贡献。

三、当下的快与慢

要搞清楚现今人类社会的演进步伐是在加快还是在趋缓，我们必须把当下的变化投影到历史的时空坐标体系中，屏蔽掉那些快变量的喧闹，直击那些纵切历史主脉的基础性变量是在如何演变——是加快了，还是变慢了？

历史的主脉，往往是领跑者和主要追赶者共同写就的。对于领跑者来说，前方是漫漫无人区，一切外部的约束条件、前行的最佳目标和最优路径等都将是未知，需要重回原点仰望星空、基于前人肩膀跨越式苦苦求索。因此，领跑的进步更可能是缓慢而非快速的、是突变而非连续的，其前行缓慢之常态、快速之偶然，亦应是一种历史必然。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要实现真正的复兴，必然会在追赶式发展到极致时，开始进入这个阶段，开始越来越多地直面领跑者的困与苦。这个时期，过多、过度的短期功利追求，只会徒增焦虑而于发展无益。

对于追赶者来说，因为有领跑者作为标杆和路径指引，可以低成本学习领跑者业已探索成熟的知识技术和制度成果，所以其在同一发展阶段的进步速度有可能快于领跑者，并表现出跨越式的追赶态势，这应是一种历史必然。但是对于某个追赶中的具体国家来说，要想成为这样的必然，是有限定条件的，是要在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立足自我成为一个因地制宜的创新者。回顾中国过去四十年乃至七十年的发展历程，进步是巨大而快速的，甚至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很多都是前所未有、开创式的，关键就是做到了以上这些。

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在全球占据领跑地位的，也必然只会是其在那些基础性变量上的积淀与表现。哪个国家或民族在知识创新、制度创新这两大基础性变量的演进中掌控了全球的引领权，则必然会在历史长周期的竞争中实现领跑。而评判某一时期人类社会演进是在加快、还是在趋缓，也必须要到在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中领跑的和主要追赶的国家或地区去寻求答案。

    1、从知识创新角度的观察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全球科学中心先是在欧洲流转，从英国到法国、再到德国，20世纪上半叶受两次世界大战影响才转到美国，并一直延续至今。21世纪以来，很多新生的技术、产品、业态、模式不断涌现、持续变革，世界科技产业领域似乎也是十分的激荡和喧嚣。但从知识创新的历史发展主脉来看，当下主要还是在享用着20世纪科学发展的红利。不过，随着信息革命的日益深化，分工将更主要地在知识创新领域深化演进，可以预见人类社会的知识创新又将可能迎来一个加速发展时期。

展望未来的知识创新发展，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积极迅速走近舞台中央的参与者。这是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的重要理由。但是，中国要想真正成为全球科技产业变革的引领者，还需要在知识创新上努力实现质变，下苦功夫成为全球主要的科学中心，成为引领知识创新的历史接棒者和合伙人。

    2、从制度创新角度的观察

至少到目前而言，“熵增”还并不是人类社会演进的主旋律，这是因为人类社会一直在缓慢而突变地升维发展着。十五世纪之后，由西欧、北欧逐步主导并推进扩张的全球海上贸易竞争（包含由此延伸的陆上竞争），早期就是一部掠夺史，参与竞争各方施行的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模式。当然，伴随着当时全球探险发现的不断深入，可供各方进行博弈的海陆疆界也在不断拓展，零和博弈的财富总量也得以不断增长。但是到了这一竞争的中后期，特别是十九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的探险发现逐步拼接完成地球家园的发展边界，地球对于人类而言，已不再是边界无限的未知时空，而是边界给定的有限时空，这一零和博弈发展模式才开始逐步进化为合作博弈发展模式。也许我们可以把两次世界大战看作是促成这一转化的极端诱发因素，把随后发展出来的经济全球化当作是新模式的开端。

在这一进化过程中，人类社会围绕超越、跨越国境的漫漫陆路、海路，就如何保护交通运输链安全、维护贸易网络安全以及后续衍生的产业供应链安全，从早期的暴力抢夺与压迫压榨模式，到谋划构建中的国际法制化、协商共治化的全球治理新模式，经历了数百年的制度探索和创新。正如我们前文所述，这些制度的创设，可以理解为是对抗交易费用，是为了维护长期的交易与合作，而不是一锤子交易买卖。暴力抢夺或压迫压榨往往就是一锤子的，因此它肯定不是能够支撑百年发展的可持续模式。制度具有跨越百年的长久生命力，必然是交易各方长期博弈的产物，是合作博弈的产物。

不过，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在这一进程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也一直不是主导者或重要参与者。但是当下，中国的参与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必需。在人类还无需流浪千年找到新的地球之前，我们必然长期共存于此，这里接续的百年纷争，也必然是连续性的博弈，而非一次性的博弈；必然也需要一个新的更大幅度、更高维度的合作共赢时空，以激发、容纳原有治理体系在新时空中的交融与升维。为此做出贡献，正是中国作为大河文明的传承代表参与进来，所应肩负的关键而又独特的历史使命。

四、拥抱“慢时代”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大变局往往要持续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清主脉、窥见全貌。

孔子与苏格拉底不可能直接对话，那是因为万水千山的遥遥阻隔（当然，在时间上两个人也遗憾地错过）。但山水无法阻断他们思想超越代际、跨越时空的传承。这些传承，融入并不断丰富着人类社会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因，引导着各大文明体最终穿越山水阻隔，开始认识对方、再到交往互融。虽缓慢，但持久；虽时常伴随着血和泪，但更多是进步与光明。时空一经凿穿，文明便成为人类社会自我成长的一种必然。直至当今时代，我们越来越有可能迎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共叙历史、共议当下、共谋未来。

如何才能迎来、又该如何迎接这样的盛景呢？

似乎唯有在诸多基础性变量方面，让不同的大文明体之间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交集、合集，让越来越多的全球性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成为各大文明体之间合作的产物，让全人类历代的卓越思想智慧在统一的时空中交融碰撞再传承创新，才能让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文明纪元。

迎接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和文明体来说，需要做的可能就是在这一关键时点上，沉静下来、从容起来，认真思索与求索如何向那些基础领域发力，以更多的科学和人文精神，投身到可能永远看不到终极边界的基础研究中，投身到可在代际传承中持续厚积进步动能的基础教育中，投身到能够不断激发促进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各类制度创新和人文思想进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持重前行、厚积薄发。

也许此时的慢下来、静下来，恰是时代的必然，是走向更为卓越的时代必由之路。

链接阅读：樊志宏.民族复兴战略推进中的拐点思维——基于科技产业变革演进假说视野.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