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机构官场化为什么有害

最近，中科院合肥某研究所引发全国热议。我有感而发。

孔子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田。孔子很不高兴：“我不如老农”。他又问如何打理花园，孔子又冷冷地说：“我不如花匠”。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希腊。有个学生问毕达哥拉斯：您教的东西有什么用？毕达哥拉斯的脾气可没孔子好，愤怒地吼道：给他几个小钱，让他离开这里！

过去，我们经常批判这些大师脱离实际。其实，2000年前的学校都是培养“高端人才”的，这两位学生关心的问题与“教学大纲”不符。就像在中文系讨论现代物理学的问题，是找错了地方。即便是现在，我们仍然应该鼓励人们从事一些纯粹的科学研究，而不必要关心这些研究有什么看得见、想得出的用处。

毕达哥拉斯为什么要专注于“无用”的东西呢？其实，他们是在做有兴趣的东西。他们想探求这个世界的奥秘，想解释这个世界。从事这些方面的研究，必须抛弃功利心，才能心无旁骛地专注。而他的学生总是想着实用，这大概就是毕达哥拉斯生气的原因。

科技发展到今天，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从事纯学术研究的人，往往需要更加专注于学术本身才行。即便不是从事纯粹学术研究的，也要专注于自己业务内部的事情，才能取得好的成果。这就是大前研一先生所谓的“专业主义”。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类文明起源于奴隶社会？这是因为：只有到了奴隶社会，才会有人从具体的生产劳动中走出来，专心从事科学、艺术、哲学等研究。试想，一个人每天朝不保夕、吃了上顿没下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怎么有精力专注于这些工作？所以，那时的大师们搞学术，往往不是谋生的手段。

今天从事科技工作也一样。要让专业人士专注于专业内部的事情，需要给他们解决基本的生活条件问题。生活问题占用的精力多了，专业问题占用的精力就会少。

遗憾的是：对很多人来说，从事学术确实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即使确实是喜欢科研工作也要先解决谋生问题，要和那些以学术为谋生手段的人竞争谋生的资源。

学术机构官场化以后，当官和不当官差别很远，科技人员的待遇是领导决定的。科技人员往往要获得一定的“级别”以后才能获得各种资源，才能确保衣食无忧。这样，科技人员的经历，就极大地轻向于获得“级别”。为此，又要进一步巴结级别高的人、要把很多的精力用在人际关系上。在很多地方，会做人比会做事更加重要。久而久之，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又如何能专注于专业呢？

所以，学术机构官场化的本质问题，是官员决定科技人员的生存基础。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要有了生存的基础，才能谈到人格的独立性。我们注意到：很多古代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那时的知识分子，往往也是有点家产的，不必为五斗米折腰才行。而“自由、民主”的口号最早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而资产阶级往往也是有钱人。没有生存的基础的话，就只能依附于别人，甚至不惜去做奴才。

有人说，官本位是中国的传统，其实未必。民国时期，国内高校涌现出很多的大师。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教授的收入和做不做官没有太大的关系；一个是人才流动方便，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教授不必看人脸色。这样，官本位自然就弱化了。

不久前，我的中学好友在美国一所高校担任了系主任。他说，他当系主任主要是有兴趣，对自己并没有多少的好处。我问他：你怎么做的系主任？他说：同事投票选上的。

“选上的......” 我陷入了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