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的创业故事：周家就败在他手里

老周写《货币起源》和《市场本质》时，有两个特殊的知识源头。一个是周谷城先生的言传身教，一个是自己刻骨铭心的经历。这些经历让他变得深刻。创业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想过：如果员工发不出工资，就把奶奶传给他的东西卖了....对文人来说，穷一点其实并不难过，难过的是人格上受到的委屈。老周的家族是研究历史的，文章中记录的酸甜苦辣，其实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只是比教科书上的历史更加真实。

我现在回头想，我创业那几年的经历：我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一场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这几年的经历包含着丰富且原始的人性资料。这些资料推动我写了《货币起源》和《市场本质》，还有现在正在奋斗的《估值原理》。

以下是我在那几年里的一次真实经历。

我下海以后，通讯录里面删除了许多人的微 信。因为我发现，自从我搞大房鸭之后，我在他们眼里变成了“房产中介”。他们要么根本不搭理我请求帮助的呼吁，要么找理由拒绝，要么表面看起来在努力其实什么也没干。只有极个别的几个老朋友还会卷起袖子帮我忙。

大房鸭的许多年轻人都是外地来上海的程序员，他们有了些什么事情就需要我去解决，我实在没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体制内硕果仅存的几个肯帮忙的朋友。

有一次，一个开发商通过体制内的一个“肯帮忙”的朋友来约我吃饭。我并不认识他，但是，我又感觉不能违背，或者说违抗体制内老朋友的面子。于是，我去赴宴。这位开发商是内地省份来上海开发房地产的，做的很成功。但他并不想委托我卖房子，因为大家都抢着买他开发的楼盘，甚至需要托关系才能买上。他找我吃饭的唯一目的是要我教育一下他的儿子。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作为一个失败的人生案例被当成了反面教材。

我当然是很愤怒。但是现场有一种无声的力量命令着我，现身说法来教育他的儿子。“你看，周叔叔是周谷城的孙子，他就是因为从小家里条件太好了，所以自己不努力，现在只能当房产中介。”“他爷爷以前还和毛主席上下铺。”“他家里这么好的条件，现在混成这样，可惜了，周家就是败在他手里的。”体制内的那位朋友一边给开发商倒酒，一边使一个眼色让我和身边的“富二代”好好谈谈。我确实有些尴尬、愤怒和下不来台。

我后来猜想，这场羞辱我的饭局的来龙去脉：可能体制内那位朋友要托这个开发商买他新楼盘的房子，要排上队，挤上号，真是不容易的，要拼关系的。我有责任和义务用一种不那么糟糕的方式，回报这个曾经帮助我的朋友。毕竟，古训说，“名实未亏，喜怒为用”，遇到这种情绪容易激动的场合，把他们当成猴子，对付一下就好了。

于是，我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我 干过“大房鸭”之后，发现我的脾气好多了，要在从前，我早就掀桌子走人了）。我对身边的孩子说，“其实，我对自己不太成功的人生有着非常正面的评价。我个人的失败说明了两件事情，一是说明我祖父是一个清廉而开明的好干部，他没有为我做过什么特殊的安排。二是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像你爸爸那样有眼光，敢冒险又自己努力奋斗的人，最终能够取得成功并脱颖而出。”于是，饭桌上的气氛很快就和谐起来了，他们对我好一些了，但仍然不打算委托大房鸭卖房子，只是对我表示了更多的惋惜，我则对他表示了更多的恭维和赞美。席间，开发商表达最多的感慨就是自己小时候很穷，“家里什么都没有”，“洛华，我和你不一样，我家里没有任何背景”，“一切全靠自己的奋斗”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情真意切，颇为动容。我听起来则感觉自己特别羞愧，自己有这么好的家庭背景，却因为自己不努力而沦为了“房产中介”，对方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却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开发商”。要说我当时完全没有情绪波动，那是骗人的。只是事后想起来，这些场景符合人类进化史，一定在历史上反复上演过。

后来，我和那个富二代倒是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和体制内那位朋友的关系则相对疏远了——但我仍然会请他办事，他仍然会帮忙。这点很不容易，他已经比体制内的其他人强多了。

我猜想，那位开发商可能并不指望我教育他孩子。他需要的是我的卑谦和臣服，这样就确立了他的社会地位。一个社会财富剧烈变动的时代，不断会有新的成功人士升入社会更高阶层，由于我们没有爵士和勋章制度，他们就只能以教育孩子为名来请我吃饭，让我现身说法这样的形式来确认自己的新地位。他们作为“新贵族”的优势地位需要我这样的“老贵族”以臣服的姿态来确认。一旦双方都确认了等级的变化，他们就得到了满足，我们的关系反而得到了改善。社会各阶层就此实现了从对立到和解的过程。

不过，还有一些话，也不知是因为我懦弱呢，还是出于礼貌呢，总之，我没有在饭桌上说全部的实话。我自己在大房鸭的经历，让我认识了许许多多的年轻夫妇，他们紧巴巴地凑齐了首付，忐忑地来看房，对新生活充满了期待，相互鼓励着对方一起签约并共同构建自己的新家。开发商在我们社会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并不是通过我这个“老贵族”臣服而实现的，也不是通过体制内那些“肯帮忙”的干部们实现的，更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敢担当”而实现的，甚至不是通过央行投放大量货币实现的——开发商的社会地位来自于千千万万个普普通通家庭的奋斗承诺。他们愿意为了一套房子，狠心签下一份巨额按揭贷款的合同，他们为此承诺要玩命地努力工作10年，20年甚至可能是30年。他们可能长期过着在贷款压力下，喘不过气来的996的生活：他们可能还要装门面，假装阔绰，过着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维持这种体面对于他们来说是巨大的风险，因为朋友结婚随份子的钱就能够在这个月要了他们的命；他们可能长期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他们可能根本不敢和老板吵架，要求加薪，寻求跳槽，他们只能默默地主动加班；这一切还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老家的父母还不能生病。

房子之所以值那么多少钱，不是因为开发商多么有眼光，不是银行家们多么肯帮忙，而是因为一对年轻夫妇肯为了一个家而玩命工作30年。这对年轻人签下按揭贷款的时候，不仅是对银行承诺了按时还款，还对社会承诺了今后30年他们俩要省吃俭用地生活并勤勤恳恳地工作。他们的承诺支撑了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和整个国家的货币体系。他们才真正应该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才应该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帮助。

现实情况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年轻夫妇得到了我的最大敬意：他们不仅是大房鸭的客户，他们也是我的朋友。我社会地位沦落以后，我们成了自己人，我感觉我和他们更容易沟通了，我更容易得到他们的信任，我更欣喜于他们给我的肯定，我更希望收到他们的电话，听到他们的好消息，更想去他们的朋友圈给他们晒的宝贝照片点赞。我默默祝愿他们每月能够按时还款，并且，在他们还完全部按揭之前，千万不要遇到企业裁员和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