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顽固的老专家

我到宝钢研究院工作时，曾经发现一种现象：优秀老专家不一定善于创新。有时候，让他们做创新工作，会做得一塌糊涂。事实上，技术专家的工作往往是利用已有知识的过程；而创新则往往需要经常性地突破自己知识的领域。做纯粹的技术工作，逻辑思维好就可以了；但做创新却一定要有辩证思维，需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在发展中看问题、在实践中补充知识、在知识不足时做出决策、需要在矛盾中做出平衡。

技术专家水平高了以后、年纪大了以后，往往会变得顽固起来。比如，对于数字化转型，有些老专家就很顽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能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变化。他们总希望一个技术搞好，就把许多问题一下子解决了。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知道拐弯。他们容易看到困难，却不容易看到出路，不知道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别人的眼里，我可能也很固执。我离开宝钢前，有位私人关系很好的老领导就曾说：“很难有人能说服你”。我对领导说：因为他们的观点我思考了非常久、也比他们思考得深，他们自然说服不了我。比如，领导强调“创新价值驱动”的时候，我很早就在想：这个观点我早就想过了。真正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价值驱动？我还知道：领导出调价值驱动会带来管理部门的急功近利。再如，领导强调“消除一切不产生价值的流程”时，我就在想：这些流程当时是怎么产生的？取消这些流程会有负面作用吗？

根据我的经验：要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不问到5~7个“为什么”是无法真正解决的。如果思考得不够，为了迎合领导而仓促出台政策，往往会带来官 僚主 义、形 式主 义。结果就是不停地翻烧饼。所以，肤浅的思考是说服不了我的。

但我还是想学习的，否则就真的是开始顽固了。只是我觉得很多人的文章实在太肤浅、不值得我浪费时间看。我甚至觉得，能写出这种文章来的人也很肤浅。所以，我经常鄙视一些院士。

但是，有人请我做评委时，我都会尽量参加。其实，我把做评委当成一个学习的过程。离开宝钢以后，不可能像过去那么躬身入局、一个项目从头做到尾了。实践中学习的机会就少了，我就觉得不太踏实。但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理论思考。但是，我对我的“理论”也不是完全吃得准。和别人交流、做评委，成为我学习的重要来源，也是验证理论的重要依据。我认识对了，很高兴；认识上不足，就有了反思自己的机会，以免自己也成为“顽固的老专家”。

三年前做评委时，我基本上可以高高在上地点评：大多数数字化的项目太差，不值一提。去年开始，感觉有很多好项目，可以印证我的“理论”了。上周做5G的评委，除了印证自己的理论外，还让我颠覆了对5G的认识。

我有个习惯：凡是有新认识的时候都会反思一下：过去为什么没有认识到？所以当天我就写了一篇文章。但当时时间很紧，总觉得反思不够。

我对5G的负面印象，主要来自前几年。那时，很多国企的领导用5G来作秀。让我看得非常不舒服。我觉得，用新技术作秀，是对科技工作的亵渎、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说得严重点：国企和科研单位做这样的事，有时候是人品有问题：不顾国家利益，只图自己露脸。这种项目见多了，抵触心理就越来越强。

终于，在今年的5G大赛中，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理由：即便是固定设备的某些场景，5G与光纤相比也有灵活性、省成本等优势。便于持续改进、便于数据采集的完整性，能够把固定和移动对象统一管理。我很感激一些民企的报告。因为我知道民企一般不会为政治需要而作秀。

很多人或许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为什么没有人主动和我说呢？或许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几点的重要性。我从事创新工作多年，喜欢从理论上分析问题，对这样的优势特别看中，但从事具体工作的同志就不一定了。

二十多年前，我博士毕业后带着满肚子的理论知识来到了宝钢。那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理论到底有什么用处？我当时的答案是：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方法是对的，但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方法中的错误和问题。二十多年过后，我又有了一点新的认识。理论不能告诉我们当前应该怎么做，但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判断：那些方向和领域是有发展前途的。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有了实践经验，才知道道路是曲折的、避免因无知而无畏；有了创新的经历，才知道曲折并不可怕，办法总比困难多；有了理论指导，才知道曲折的路该不该走下去：只要方向正确，走着走着就看到光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