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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该问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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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先生的问题是:现代的大学为什么不能像民国时期那样的大师?葛剑雄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认为钱学森之问是“问的是社会,不是问学校”。我特别敬重葛先生。他是个明白人、也是个敢于直言的人。但他的文章其实还是有所保留的:钱先生问的不是社会,是领导。

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思想特别活跃的时期并不多。春秋战国和民国时期是最典型的时期。当时,各种不同的思想相互碰撞、冲击,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两个时期的背后,有更深刻的社会背景:社会动乱,没有形成大一统的政权。这时,国王和军阀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军事斗争上,没有精力、没有能力、甚至没有胆量管控全国的舆论。相反,他们渴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在道义上支持自己。这就为思想的发展创造了空间。

除了上述两个时期,唐宋是思想相对活跃、经济发展特别好的时期。这两个阶段是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在这两个阶段,统治者非常自信,比较容易容忍不同的声音,政治上也相对宽松。宋仁宗时期,有个秀才鼓吹造反。宋仁宗却说:他是想当官了,给他个官做吧....与之相反,明清时期是思想言论控制最严的时期、多次大兴文字狱。这导致了我国科技停滞了差不多有600年。

言归正传。反右、文革等黑暗的年代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为什么现在还培养不出民国时期那样的大师?难道言论的边界比唐宋还小?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比如,普通人私下“妄议”高级领导,至少不会有生命危险。

真正的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和过去不一样了。

明朝时候的朝廷命官大约有两万人。现在,上海市的局级干部就有几千人。这意味着:社会结构复杂多了,官员的需求量大多了。

相当多、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优秀人才都被在体制内部,被固化在一个个大小不等、层次各异的“格子里”。在这个格子里,上面的要求被层层加码、层层放大,自由度越来越小。体制是个金字塔结构,学校就是这个结构中的一个小格子:在学校内部,校长最大,下面是院长、处长、主任;出了学校,就是局长、厅长、部长.....只要官当的足够大,“学问”立刻就可以大起来。所以,院士、博士、教授、专家的帽子,往往戴在领导的头上;有了这些帽子,就能成知识分子的“代表”,就可以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说话了。反之,许多安心做学问的优秀专家,退休的时候只是副教授,就没有“代表”知识分子的资格。听话的人才有话语权,何谈思想突破?

在这样的结构中,人们追求的是升迁。为了获得升迁的机会,最好的办法就是循规蹈矩。这样,在“格子”里面的人,就被管得服服帖帖的。自由的思想就被限制住了。

在笔者看来,要培养大师,需要在体制外建立独立的机构。这些机构要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不受层层加码的领导。有了这样的机构后,体制内外增加一些“旋转门”,把个人的自由扩大。如果领导愿意这么做,钱学森之问也就容易找到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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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章,作者郭朝晖,来源蝈蝈创新随笔,本文已经授权,欢迎分享,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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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布时间:202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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